口述 陳宗烈 整理 韓斌
一台羅萊福來，一台萊卡F3，閃光燈是燈泡式的，轟一聲，閃一下，換個燈泡，被拍的人往往丟了魂似地嚇一跳。1956年至1959年的西藏還處於封建農奴社會，貴族、領主、牧民、農奴、乞丐的生活情態都被我收入了鏡頭
20歲之前，我不知道攝影為何物。我一直生活在江蘇老家，帶領弟妹種地、做小學教員、參加土改，一心要求進步，卻因為有一個國民黨上校軍官的父親，而被主流社會拒之門外。
父親的故事本來和我們的話題無關，隻是電視劇《人間正道是滄桑》，讓我再次看到父親這一輩中國人的縮影。和這部劇裏的楊家兄弟相似，我家也是國共兩黨共存：抗戰爆發，我的兩個舅舅加入了新四軍，我的小姑媽去了延安，當小學教員的父親投奔了國民黨軍隊，軍部組建了個“血花劇團”，父親擔任上校團長，宣傳抗日……在那個舉國熱血的時代，我們家是兩種主義，一種情懷。
父親看不慣國民黨貪汙腐敗，也買不起全家六口人的飛機票，沒去台灣，回到老家，在朋友的工廠裏當會計。1951年鎮壓反革命，他被判刑10年，送到青海勞改。1959年國慶十周年前夕被特赦，回老家沒幾年就病逝了。而我們，因為家庭問題，入團、參加抗美援朝，都沒有份。
在家鄉沒有前途，生活都有困難，我到北京投奔小姑媽。北京機會多，到處在招工。我參加了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個考試，竟然被錄取了，工作是當攝影師的助手。
我大開眼界。我參加攝製組，拍過西安飛機廠、洛陽拖拉機廠的選址建設，拍過梅蘭芳的舞台藝術片，拍過烏蘭諾娃、米哈伊諾夫等蘇聯藝術家的來華演出。那時候我已經意識到：用鏡頭來記錄曆史，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因為工作努力，我1954年被保送到北京電影學院，學習新聞紀錄電影攝影。
“家庭成分”始終是一座大山。領導勸我改行：“現實是嚴酷的，搞新聞攝影的很有可能進中南海拍攝，你第一關政審就通不過。”
鬱悶中，廠裏貼出布告：《西藏日報》社成立了，需要攝影記者。
我看到了希望。我不能搞電影了，還可以去拍“呆照”啊（搞攝影的對拍照片的戲稱）。西藏是一片未開墾的處女地，一定會有我的作為。
1956年，我24歲。7月底，我提著一個鋪蓋卷、兩隻紙箱子，坐上一輛美國造軍用道奇卡車——那是解放戰爭時繳獲的戰利品，曆經21天的顛簸，和五湖四海的年輕人一起，豪情萬丈地來到了拉薩。
滿懷幹勁而來，現實與想象卻大不相同。領導要求我們樹立“長期建藏、邊疆為家”誌向，一切行動遵照“十七條協議”，適應西藏特殊的社會現狀。“門裏是社會主義，門外就是封建農奴社會”。上班、生活的圈子，就是報社的大院
我安下心來，參加報社組織的學習班，先過語言關。
藏語是拚音文字，規矩多：上層對下層，或者平民之間交談，用的是口語，相當於藏語“大白話”，貴族之間交談、下層對上層人士說話，必須用敬語。敬語是一種非常文雅的書麵語，比如“你叫什麼名字”，敬語必須說，“請教閣下您尊姓大名？”有點兒像“文言文”。
我們的藏語老師楊化群是四川人，當時是藏文編輯部的副主任。他自編一套教材，深入淺出。我學得很有興致，進步也快，不到一個月，就掌握了一千多個詞彙，日常交流基本沒有問題了。
楊化群這人不簡單，他曾是拉薩三大寺之一哲蚌寺的喇嘛，是當時少有的漢僧，對古典和現代藏文都很有研究。他的感情生活很傳奇，妻子是拉薩的尼姑，名叫益西旺姆，兩人相愛後雙雙還俗。益西旺姆後來成為西藏廣播電台第一個藏語播音員。
報社裏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不少。我們有三位副總編，其中一位擦珠·阿旺洛桑，是個活佛，是西藏曆史上最早東渡日本的留學生，他的學問與詩賦，在社會上極負聲望。
而每天上午，總有一個身穿澳毛長袍、戴著玳瑁近視眼鏡、麵容清秀的老人，顫巍巍地走進報社大院。藏族職工見了他，躬腰立於路旁，恭敬地問候他：“公俄，古蘇德波銀唄？”（公爵，您貴體安康否？）他叫江樂金·索南傑布，是西藏藏文編審委員會委員，報社藏文編輯部的顧問。
江樂金的祖先頗羅鼐被清朝政府封為“郡王”，這個高貴的封號承襲了九代，傳到江樂金是第八代。江樂金懂英語和印度語，是個大學者，他還曾是個激進的貴族青年：1939年，他創建“西藏革命黨”，想改變西藏的社會製度，按照英國模式，搞議會製。失敗後被西藏地方政府抓捕判刑，後來流放到了無人區。他設法逃到印度，成了拉薩當局的通緝犯。直到上個世紀40年代末，才回到西藏。
江樂金一生都很前衛。西藏男人當時仍留辮子，他卻是一頭黑亮的短發。晚年，他創造了很多藏文的現代名詞，比如藏文的“報紙”（擦巴）這個詞，就是他的原創。照片上他睿智的眼神、清冷的側影令我動容，我想，像這樣的大貴族、大知識分子，一定有一個很不一樣的精神世界。
這些人都被我攝入鏡頭，成為一個時代特有的印象。
進藏不到一個月，中央通知，決定在西藏實行“六年不改”（暫不進行民主改革）。人員收縮，原來調進藏的通通撤回去。《西藏日報》從內地引進了三百多人，半年裏走了百分之八十。我選擇了留下——當時，報社的攝影記者隻剩下我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