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爭取一切機會出去看一看，走一走，但是在拉薩，我還是嫌攝影的機會少。
沒想到引路人很快出現了。他就是報社的另一位副總編，噶雪·頓珠。
噶雪是“噶廈”（地方）政府派來的四品官，他是西藏上流社會的頭麵人物之一，大貴族，從小在印度長大，英語很好，曾經做過達賴的口語翻譯。那時他30多歲，當地人稱呼他“噶雪賽”（噶雪少爺），他一出現，人們往往低頭伸舌，表示敬畏。
我進入他的視線，是因為我能用敬語和他交流，還會說兩句英語來補充——我的英語是新中國成立前學的，學校的教學質量不差，教材是林語堂編的開明課本。這讓他覺得我與眾不同，很器重我，主動說：“以後我們可以好好合作，有重大報道，我去寫文字，你呢，拍照，我們配合。”
太好了，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從這以後我就跟著他四處活動，就此走進了西藏社會更深更豐富的層次——寺院、僧侶、貴族、官吏……
那時西藏還有一些攝影記者，新華社的、軍區的，都沒有這樣的機會，沒有我的幸運。我拍的有些照片，當時並沒機會在報紙上發表。我想，今天不能發表，說不定將來有用，而且我還自己花工資積蓄另買了一台萊卡F3，帶在身邊。沒想到當時這個非常簡單的想法，讓我現在很慶幸自己有那樣的“遠見”——所有的驚鴻一瞥，現在都成了永久的曆史定格。
西藏的貴族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封閉的，一種是現代、有新思維的。噶雪·頓珠屬於後者。他追求進步，思想開放，認為共產黨、解放軍是為老百姓做好事的，修路、開廠、辦醫院、建農場，都是西藏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噶雪帶我參加的第一個重大活動，是1957年的“莫朗欽波”——每年藏曆新年第二天舉行的傳召大法會。在那些天裏，拉薩完全變了樣，到處是身著絳袍的喇嘛，如同一片紅色的海洋。政府官員和警察都不見了，取代維持秩序的是鐵棒喇嘛和朵多喇嘛——後者臉上抹著鍋底灰，膀大腰圓，狀如凶神惡煞。
1957年的大法會，宗喀巴傳人甘丹赤巴·土登袞嘎大活佛要到大昭寺的鬆曲熱廣場講經。宗喀巴是格魯派（黃教）創始人，他最小的弟子根敦珠巴死後被追認為第一世達賴。甘丹赤巴的宗教地位十分崇高，那一年他已經90多歲了，擔任中國佛教協會西藏分會的會長，是一個愛國的高僧。
我和噶雪一同前往。他黃袍馬褂，傳統裝飾，盛裝出行，我西裝革履，緊隨其後。剛走到八廓街，已經人山人海，無法插足。噶雪問我：你帶錢了嗎？我說有，從身上摸出三個“袁大頭”來——那時，人民幣在西藏還不流通，當地人隻認有袁世凱頭像的大洋。
噶雪向一個鐵棒喇嘛招招手。那喇嘛滿臉塗墨，臂係紅布，手執木棍，腰挎大刀。見是個貴族招呼他，便大大咧咧地走過來。噶雪尊稱他一聲“古秀拉”（先生），希望他為我們帶路進廣場。一邊說，一邊塞銀元給他。喇嘛收了錢，二話不說，粗聲吼著“啪糾糾”（快滾開），用手中的棍子在前揮舞，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竟然像海水被從中分開，閃出一條通道來，我們仿佛撚著避水訣的孫悟空，跟著他長驅直入，一直走到正在講經說法的大活佛麵前，拍到了一幅幅難以重現的場麵。
正午時分，烈日下出現了一列色彩斑斕的隊伍。開道的是前驅警蹕，手執經幡的儀仗隊緊緊跟上，之後是貴族、僧侶、地方政要，他們身著盛裝，騎著高頭大馬，威風凜凜，其中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嘎倫”
1958年8月，哲蚌寺、色拉寺舉行考“格西”活動。格西是藏傳佛教的最高等級學位，相當於“神學博士”。活佛都要前去應試，噶雪跟我說，我們一起去看看，可以多拍點照片。
從拉薩哲蚌寺到色拉寺的長長的土路上，事先用石頭鋪好了一條警戒線，中間就是所謂的“神路”，隻有活佛和儀仗隊可以行走。老百姓就在“神路”的兩旁燒香、叩拜。
正午時分，烈日下出現了一列色彩斑斕的隊伍。開道的是前驅警蹕，手執經幡的儀仗隊緊緊跟上，之後是貴族、僧侶、地方政要，他們身著盛裝，騎著高頭大馬，威風凜凜，其中包括西藏地方政府的四大“嘎倫”（首腦）。
中間是一頂黃色錦緞包裹的大轎，活佛就在轎中。轎子是清朝順治皇帝所賜的“金頂黃轎”，後來一直都用這頂轎子——破了，就按原樣修好。轎前有“孔雀傘”，轎後有華蓋，不停旋轉。
貴族和僧侶們的家奴、侍從和護兵牽馬徒步前行，簇擁著各自的主人，組成這支浩浩蕩蕩、排場十足的隊伍。
當日我沒看到其他的攝影師，隻有我一個人跑前跑後，對著這一盛大的場麵拍得暢快淋漓。因為噶雪的關係，我跑到轎子跟前拍照，也沒有人阻攔。
當時拉薩居民三萬餘人，乞丐就有四千多。他們嘴裏叫著“咕幾咕幾”（求求你），伸出拇指衝上的雙手行乞。有的還高唱乞討歌：“呀拉嗦——天上的飛鳥，沒有比麻雀更小的了，啊啊啊——地上的人喲，沒有比我更可憐的了！”
雖說“院子裏是社會主義”，農奴社會等級森嚴的氣息卻無處不在。報社有個藏族勤雜工阿旺，出身“育布”（傭人），專門為編輯部打掃、送水。每次見到噶雪、江樂金等貴族，立即低頭旁立，彎腰吐舌，離開時倒退著走，到門口才敢轉身出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