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阿旺你參加革命了，已經是國家的主人，貴族和平民都是平等的同事，你應該挺起胸來。阿旺說，農奴當久了，見了貴族老爺總是心裏害怕，奴性在作怪哩。後來在同事們的鼓勵下，他才慢慢打消了顧慮，挺直身板。
那時候我總想找各種機會，跟隨工作隊下鄉，去接觸拉薩以外西藏的實際生活。我已經開始有意識地去拍西藏各個階層的原始生活狀態、地理宗教環境，覺得應該積累這些資料。
工作隊下鄉，有的給農牧民看病，有的為牲畜防疫，兼帶宣傳政策。一個工作隊十一二號人，隊伍卻浩浩蕩蕩，騾子、毛驢就有一二十頭，大部分用來馱禮物。禮物送給頭人和領主——下鄉需要當地人的指引，不然寸步難行。禮物包括茶葉、綢緞、銀元。在牧區一塊銀元買一隻羊，六塊銀元就能買一頭犛牛。領主收到禮物，通常都很高興，就會讓管家幫著我們開展工作。
我們和農奴有接觸，但都不夠深入，因為和農奴打交道多了，領主會以為我們在做農奴的思想工作，勢必引起誤會甚至反感。既然不能多說多問，拍照就是最好的記錄。
1957年，我跟著工作隊來到金龍谿卡莊園，借宿在農奴紮西旺堆家。突然聽到外麵傳來厲聲的訓斥聲，出去一看，原來是管家強桑前來逼債。管家肥頭大耳，惡言惡狀。紮西旺堆一臉畏縮，愁苦滿麵，無助的目光低垂到地麵……沒有比這更強烈的對比了。我悄悄拿起相機，燈光一閃，把惡管家嚇了一跳。
另外一張農奴半夜吃飯的照片，也是抓拍的。
那是在另一個莊園。農奴整個白天一直在地裏幹活，沒有停下來的時候。半夜，他們回來了，疲憊不堪。牛棚就是他們睡覺的地方。管家提來一桶蘿卜湯和一桶糌粑，這就是晚餐：湯是漂著幾片蘿卜的清水，糌粑是粗糙的豌豆磨成炒麵，一般都是給牲口吃的，人吃了肚子會發脹。這樣的情景，令人心酸。
那段時間，形勢已經很緊張了，經常有消息傳來，哪裏發生了叛亂，攻擊我們的機關和學校，偷襲我們的部隊。有一次，我跟著獸疫防治工作組下鄉，被一幫武裝叛匪跟上了。我們走他們跟，我們停他們也停，他們經常在山頂或高坡駐紮，居高臨下地監視我們。晚上我們都要輪流放哨。
他們跟了我們一個月，一直沒敢下手，因為我們也不好惹——12個人，個個身強力壯，配有武器。我們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開第一槍。
這是1959年平叛和民主改革前我親眼所見的西藏社會情景，我們都有強烈的感受：西藏需要變革。
1980年，我工作調動，離開了西藏，領到了三千元安家費，攜妻兒在北京安下了家。今年3月，我把一百張西藏的照片捐給了中國國家博物館，這也是國博關於西藏地區的首次專題性收藏
命運是奇妙的，它對你關上了一扇窗，同時又開啟了一道門。進藏半年，因為工作出色，我被破格吸收入黨。1960年，我被評為“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工作者”，就是全國勞模了。如果在內地，我的命運軌跡肯定不一樣。
評上勞模的消息，是1960年5月收到的，報社給我發電報，催我到北京開大會，我還很不情願呢——那會兒我正在珠穆朗瑪峰上，準備跟著中國登山探險隊第一次從北坡登頂。
“文革”中我也受到了衝擊，被發配到林芝的原始森林裏勞動。西藏的天很藍，深邃得望不到盡頭，原始森林寂靜而迷人。美麗的尼洋河從密林中穿流而過，河水純淨清澈，可以把河底的石頭看得清清楚楚。在那裏“勞動”，倒別有一番難得的意境。
我利用閑暇時光，動手做了一個紅木的板凳，又在凳子底麵刻上心裏的話，托人帶給遠在拉薩的妻子，而她給我的回信讓難兄難弟們嫉妒不已——那是寫在一張張裁得整整齊齊的粉紅色的紙上。
1956年進藏，1980年離開，這25年，我親身經曆了西藏從封建農奴社會到平叛、民主改革、“文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幾個翻天覆地的轉折，用手中的鏡頭記錄下了它從“舊”到“新”的曆史全程，這些照片現在被公認為珍貴和有價值。
今年3月，我應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要求，把這批照片中的一百張照片捐贈給了該博物館。這也是國博關於西藏地區的首次專題性收藏。
前些年我重返西藏，看望了很多老朋友，包括我的“阿嘉拉”（姐姐）次仁拉姆，百感交集。
次仁拉姆從前是農奴，1961年，翻身農奴組織互助組，桑嘎村的11戶“朗生”（家奴）因為不會幹農活，被排斥在外。次仁拉姆的丈夫強巴歎氣：“會跑能飛的都入組了，隻有過去住馬廄的人剩下了。”次仁拉姆卻很有主見，把“朗生”組織起來，學習務農。三年後，他們擺脫了貧困，實現了豐衣足食。這個“朗生互助組”被稱為“百萬翻身農奴的好榜樣”，次仁拉姆當上了全國農業勞動模範。我在桑嘎村蹲點采訪了三個月，她也成了我的“阿嘉拉”。從此，她每次到拉薩開會都要來看我。
我調回北京10多年後再次見到她，當年的少婦，那時已經70多歲了。她從冰箱裏拿出啤酒，爽朗地說：“以前請你喝青稞酒，現在要請你喝啤酒啦！”
我的西藏朋友們，和從前相比，他們的生活早已是天壤之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