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英文，你還不能看英國人寫的書，誰要看英文，就是不關心政治——背毛主席英文語錄本，從第一條背到最後一條——上麵在開批鬥會，下麵我就給他翻譯過來
我上大學時成績不錯，但是很遺憾，才上了八個月，“文革”就開始了。那時候政治學習，整天要講政治，《人民日報》社論一論突出政治，二論突出政治……給人的感覺就是學習成績好的，肯定是“白專”，像我這樣的人自然就成為“白專道路”的典型。幸好我家裏成分好，世代貧下中農，所以政治上還抓不住我什麼。但是那時候的學習氣氛很不好，絕對不能看英文，誰要看英文，就是不關心政治。
怎麼辦啊？學英文，你還不能看英國人寫的書。書店裏有的就是《北京周報》翻譯的文章，戚本禹的《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這是批判電影《清宮秘史》的。還有張春橋寫的一些書，以及一些文件，像“五一六”《通知》啊，包括後來林彪的九大報告啊。那些東西我都背啊，通過中英文對照看。
那時候我看過兩本英文書，一本是越南的《南方來信》，Andony Strong寫的，那英文是比較好的。還有一本是澳大利亞的共產黨人寫的。這都是要自己花錢去買的，錢哪裏來？夥食費裏省下來的。《北京周報》要好多錢，每周都要訂，因為這是我唯一能夠得到的學習資料，書店都沒有書了。
後來，我開始背毛主席英文語錄本。在我的印象中，從第一條到最後一條，我都會背。有一句很難的英文，我到最後才明白：“We must see to it that …”這是非常難的。“共產黨人務必什麼什麼。”這句英文非常漂亮，“We must see to it that…”翻譯出來就是：“我們務必要，我們要確保要，我們要盡量努力使之成為……”這句話翻譯很多，但是這個味道，英文味道重，它味道越重越懂。
我又自己考驗自己：絕不用英漢字典查英文，全部得用英文查英文。整本毛主席語錄全憑英文查英文查出來，完全是自學的，我基本上都記住。反正那時候就學習這些玩意。
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呢？我是學英文，但學的是《毛主席語錄》，看的是革命的報刊《北京周報》啊。你總不能說我是“白專”吧？
所以我開始學英文是這樣的：廣播節目講中文，我就翻英文，“老中青”、“三結合”、“革命領導班子”，那些詞彙熟了。“組織部”、“當權派”，那些詞彙特熟了。那時候要當翻譯，我一出來就能當翻譯，特靈啊，這些詞我早就背得爛熟了。政治書又特別熟悉。當時我看了中蘇邊界的情況介紹，邊界的詞彙也就會了，什麼國際法啊、主航道啊，全會了。這為我後來當翻譯打下了很好的基礎。
練口語呢，那時兩個人進行英語對話是犯法，是犯錯誤的，那就自己對自己講吧。晚上，我一個人到操場四百米的跑道轉圈，在月光下，用英文把一天所經曆的事說出來，包括見到的人，和誰的對話。還有批判大會，會上誰發言了。比如今天張春橋到南京大學發言，會上他講了哪幾點，我就用英文歸納出來，自己來複述。還包括在食堂裏碰到什麼事、吃了什麼菜。哎喲，這個菜名不會，趕緊查字典。今天去打球，和誰打，打了幾分，輸了，這比分怎麼講。盡量把自己一天的活動用英文陳述出來。自己對自己講，放開講，就這樣自個兒練。那時候也沒有錄音機啊，很苦的，就這麼自學。
學英文，將來肯定要搞翻譯，我那時也沒什麼偉大抱負，冀朝鑄就是我崇拜的對象了。一進大學看紀錄片，就是陳老總1962年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冀朝鑄做翻譯，他聲音很洪亮。嗨，那時我就下決心要成為冀朝鑄似的翻譯，我就要當這樣的翻譯。於是我就偷偷摸摸地自己學上了。上麵在開批鬥會，下麵我就給發言人做翻譯，發言人講什麼我就翻譯過來，翻不對的就拿出字典來看看。我的英文就是這麼學出來的，學得還比較紮實，興趣也有，但更主要是考慮將來的工作。
我們那時候學打字，沒有打字機。就在一張紙上畫個鍵盤，自己背，背了以後在肚子上打，躺在床上打。《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啊，就是這麼打出來的。
等到大學快畢業，1968年複課鬧革命的時候，我已經可以給班裏的同學上英文課了，給他們講報紙文章啊。複課鬧革命嘛，紅衛兵要請人來上課。因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全都被打倒了，不能用了，那就隻好自己來教，那就是看誰學得好，誰就負責給學生上課。因為我是自己查字典查出來的，自己背出來的，所以我的學習體會很深刻，給大家講課，他們特理解，課上得比老師都好。
有一位秘書就是這樣，學了四年，成績還不錯，可是起草的英文恐怕得從頭改到底——“三農問題”，我就翻作“farm、farmer、farming”，不是特地道嗎？
學英文很痛苦啊。那時候學習英文都是“政治錯誤”啊。現在學習條件多好啊！我就不明白這些孩子們，整天讓你學習，有錄音帶、錄音機，還有課本，可是英文學得還是不行，最起碼的東西都不行。
像我們這些人，正式上課就八個月，有誰教呀？都是自學的！英文最難的就是虛擬語態，那絕對都是自學的。我們的語法是非常嚴謹的，每一個動名詞、副詞概念解釋都記得非常清楚，在什麼場合下使用，都是自己硬記的。所以，寫出來的文章絕對是規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