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得到解放上海的隆隆炮聲了，市政府裏雞飛狗跳。有一天，上海特務頭子毛森、陶一珊召集各部門政要開緊急會議，要大家把賬冊、戶籍、檔案付之一炬，“不能讓共產黨接收得太順利！”會後我父親和陳市長說：“此為下策，實行起來，必引起全市百姓恐慌，多生事端，於戰爭、於市長都大為不利！”陳良覺得在理，就下令終止毛森、陶一珊的命令。當時上海地下黨也正四處奔波，保護公家財產和檔案文件，為接收工作做準備，我父親的所作所為，和他們是殊途同歸、不謀而合。
解放後，我父親以局級公務員的身份，以“投誠”的形式被上海市政府留用。他去找過潘漢年，把新弄到的有關台灣的軍事設施、美軍顧問團的絕密文件交給潘。他也順便說起了自己的黨籍問題。潘說：“情報留下，黨籍問題以後再說。”
20世紀50年代初，因我父親熟悉業務，被任命為上海市直接稅務局副局長、地政局長和房地產管理局長。接收和處理的金銀錢物不計其數，但我父親從沒私心，凡事都來去明白，比如沒收敵偽的上海小洋樓成千上萬，但我家八口人，當時住在原霞飛路469號的一幢公寓裏，麵積不過七十幾平方米。
一個人的清廉，一半出自天性，一半出自家庭和文化教育，我父親一以貫之的為人原則源頭在此。說實在的，我覺得這和有沒有黨籍無關。
父親的地下工作和黨籍問題，多年以來，我們基本不知情。他的臨終遺言是：“黨籍……我的黨籍……”
我母親年輕時候是個基督徒，本來她是不能和父親結婚的，但很仰慕他，很想嫁給他，結果有一次就“哄”父親到教堂，趁他不注意的時候，推他到水池裏，在不明不白中，我父親接受了“洗禮”。此後，他們就名正言順地結了婚。父親後來得知真相，他那時候已經是共產黨員了，但他不生氣，照樣對母親深情有加，兩人也相濡以沫，恩愛了一輩子。
父親待我們也很好，有空就和我們一起玩。他教我們唱的《烏鴉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烏鴉老了不能飛，對著小鳥啼：小鳥早早打食歸，打食歸來先喂母，母親從前喂過我……”後來我們兄弟姐妹能勤學敬業、孝悌治家，都和我父親潛移默化的教育有關。
不過，因為工作性質，父親很少和我們談他工作上的事情，他的地下工作和參加共產黨的事，我們都是在他去世之後，通過許多人的片片段段的回憶才知道的。以上所講的故事，就是這樣連綴起來的。
值得一提的是我叔叔，知道我父親真實身份的，在我們家裏，也隻有叔叔。
我叔叔汪益堃早年跟隨哥哥從軍，曾任國民政府新疆省軍需處長，也是個共產黨員。1943年，共產黨急需西北各省軍事、政治方麵的情報，包括西北國民黨部隊的番號、派係、力量裝備、布防和胡宗南對我封鎖破壞的情況等，結果父親和我叔叔收集了之後，由錢之光陪著，直接到“紅岩”麵呈周恩來，當時在座的還有林彪和伍雲甫。1943年6月，我叔叔在西安開完關於抗日工作的會議，乘飛機返回新疆途中，飛機失事遇難。
叔叔的遺體頭腳都已失去，但留有完好無損的右臂一條。我父親後來說，那是為他而留的，用來為陰陽相隔的兄弟最後一握。
叔叔為抗戰而死，前來吊唁的人很多，胡宗南、祝紹周都到場，蔣介石也頒發了“榮哀獎狀”，個人和單位捐款捐物無數。本來這些錢物我父親可以留著，但他都捐了，在我叔叔工作過的張掖和天祝藏族自治縣建了兩所“益堃”小學，他覺得這才是弟弟的心願。兩所學校中的一所至今還在，不過現在已更名為安遠鎮安遠小學。
叔叔的遺孀和遺孤的生活都由我父親負擔，孩子們養大成人，嬸嬸和我們合家而住達35年，但我父親兄弟二人是共產黨員，他們也都不知道。
我父親是在1971年去世的，那時雜花生樹，飛鳥穿林，正是氣候宜人的暮春時節，他帶著傷痕死在上海的一個監獄裏，罪名是“國民黨潛伏特務”，終年76歲。
後來有文章說，我父親至死不忘自己的黨籍問題，“黨籍……我的黨籍……”是他的臨終遺言。據我所知，1962年，他在上海房地產局重新申請入黨受挫之後，曾說過：“我年事已高，一生寄希望於革命成功，現在實現了，我就是做一個清潔工，也沒什麼不好。”似乎是看淡了。但若這篇記載屬實，父親對他的黨籍問題還是念念不忘的。
1984年10月，上海市委組織部恢複了我父親的黨籍，黨齡從1924年1月算起，他的骨灰也被安放在一廳（部級廳）。事過多年，逝者已去，雖然黨籍來得太遲，但對生者死者，畢竟也是一點安慰。
最後的幾年裏，父親和我們見麵的機會甚少，見到了他也總是沉默。他還變得很溫順，但在這沉默和溫順裏，仍然有一種執著。這和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的咄咄氣勢不同，我父親是向內的，他執著於自省、自律和克己。幾十年來，我們的社會先是人格人道赤貧，之後是金錢物欲橫流，像我父親那樣的人早已成為絕響；我們做子女的，能念想他、敬重他、感受他，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福祉……
謹以此文獻給中國共產黨85周年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