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 王建民 整理 葉蕾
我有一個與眾不同的媽媽，她是一個老革命，今年80歲。我媽媽並非因為是老革命而與眾不同，她從來就沒有長大，她仍然活在她的“紅小鬼”年代裏。
我們住在一個小小的山城裏。我媽媽真是很特別，怎麼也不願意講她自己，但我們都喜歡“傾聽”，所以我要把媽媽的故事說給你們聽。
紅小鬼年代的媽媽——跟著部隊去當兵，年紀小、個子矮，一頭短發，都當她是男孩子。行軍通過戰場，沒有路了，隻好踩著屍體走
我媽媽從小家境不富裕，但在窮孩子堆裏她最講義氣。孩子們過年時都會得到一兩塊銅板，我媽從來不用。正月裏孩子們去集市上玩，一個個眼饞得不行，但誰的壓歲錢都沒了，我媽就撩起小衣襟，從腰裏掏出一塊藍花布包包，一層層打開，露出五六塊黃黃的銅錢，那是她一年年攢下來的。孩子們都“哇呀”叫，我媽就把這幾個銅板分給你一個他一個，讓他們去買東西，自己一個不剩，什麼也不買，隻顧笑著站那兒看大夥兒樂。她就是看著別人樂自己就樂的人。
那是媽媽六七歲時的事情。到了十來歲，她就長得很機靈，膽子又大，不知道怎麼就常常有叔叔到她家裏來找她送東西，她總是一點不差地送到，後來知道那叫送情報。12歲那年春天，她做了一件很重要也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輛馬車要通過二鬼子把守的關口，車上用棉被蓋著一位年輕的傷員。他被敵人的子彈打穿了肺部，戰地衛生所治不好，傷口化膿了，要立即送到後方醫院。我媽媽和一位老人坐在車上，快到二鬼子關口時，老人在我媽背後打了一下，她馬上大哭起來，手裏拿著半塊饃，這邊二鬼子叫停車，她哭得更凶。“你哭什麼喪？”二鬼子問她。她邊哭邊說：“我爺爺打我不讓我吃饃，要給我哥哥吃，我哥哥得了肺癆……”二鬼子一聽，趕緊捂著鼻子說“快走快走”，就這樣順利地過了關。我媽媽就是那一次看到白求恩大夫的。傷病員被抬到一個大帳篷裏，她看見一個大胡子爺爺檢查她的“哥哥”，很著急的樣子。就在那一年秋天，白求恩大夫去世了。
不久，我媽媽就跟著部隊去當兵了。她年紀小、個子矮，一頭短發，都當她是男孩子，分到衛生隊才知是個假小子。
但誰也不知道，我媽媽還曾經包過小腳，她偷偷地放過三次又包過三次，所以我媽的腳隻有32碼，但她到部隊一直領的是34碼軍鞋。這個秘密從來沒有人知道，我媽媽是怕部隊知道她裹過小腳不要她。
這雙腳真是害苦了我媽，她硬是和大男子漢一樣急行軍，背上馱背包，胸前抱藥箱，從不掉隊，還要給別人拿東西。隻有一回她差點掉隊，那天晚上她們行軍通過戰場，沒有路了，地上隻有屍體，隻好踩著屍體走。我媽媽越走越慢，因為她的鞋不跟腳，平時腳趾前頭塞了棉布，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走幾步鞋後跟就掉下來，她隻聽見腳像踩在膠水裏，稠黏得吱吱響。我媽蹲下去拔鞋，才看見路上不見了地麵，全是厚厚的積血，黑紫紫的，還發出腥氣。後來我們看電視裏說血流成河，我媽說，你們知道什麼叫血流成河啊，唉……
我媽媽和她的戰友比，真是命大。她後腦勺，就是下麵這個小窩窩縫裏有一個彈疤。那年日本鬼子掃蕩，日本兵“哇哩哇啦”衝進院子裏時，我媽媽還趴在後窗戶上往外遞最後一副擔架。擔架遞出去了，我媽立即爬上窗子正要跳，後衣襟已被鬼子抓住，一扯，露出了裏麵的花棉襖，小鬼子叫得更響：“花姑娘的這裏！”我媽媽一回頭，看到一個戴眼鏡的日本鬼子正死死拉她的衣襟，我媽攥緊拳頭，對著他的眼鏡狠狠打了一拳，鬼子的眼鏡被打飛了，他疼得一鬆手，往地下去摸眼鏡，這工夫我媽早跳下窗子往後山跑了。屋裏日本兵已進來好幾個，他們端著槍打我媽，是那些山丘救了她，擋住了子彈。但她跑過一個山豁時，一顆子彈還是打過來了，叭一下鑽進了後腦的骨頭，竟然就嵌在那裏不動了。真是離奇呀，那射程要是再短一分就打不著我媽，要是再長一分就把我媽打死了。
和平時期的媽媽——她一生很少穿件新衣，沒有進過理發店，錢省下來幹什麼？捐給需要的人。捐了多少，恐怕算不出來
上世紀50年代時，我媽媽和我爸爸結婚，從北方調來南方。媽媽曾在白求恩學院學習、畢業，組織上安排媽媽到省城任廳級領導工作，媽媽堅決推辭。她隻有一個要求，到基層工作，為病人服務。就這樣，我們全家來到了這個依山的小縣城，我媽媽一直在一個基層衛生所任職，直到離休都沒有離開過她的病人。
媽媽是從12歲開始幹革命，我是從12歲開始給她送中飯。雖然她的衛生所離家隻有15分鍾路，並且單位也有夥房，但她不回家也不在單位吃，一方麵是因為離不開她的病人，我知道她還有一個理由是節省。
我媽的節省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她一生沒穿過一件新衣，都是家人穿舊了不要的。她還教我們怎麼做短褲，圓領衫破了，先剪掉袖子，再左邊一剪，右邊一剪，上邊縫成腰，下邊連成褲襠，一條三角短褲就成了。她說很好，還是全棉的。我長這麼大也沒買過內褲，都是這樣做的。她一生沒有進過理發店，打仗時期戰友剪，後來是我外婆、我爸爸給她剪，再後來是我，現在是她外孫女兒。我從小也沒留過長頭發，媽媽拿起剪刀，在我脖子邊哢嚓哢嚓幾下就剪好了。
我小時候，即使下午要考試，也是吃幾口飯就跑，要把飯先送給我媽媽，我怕她餓著自己。她心中隻有工作，沒有自己，也從不管家庭的人，全靠我們想著她。我從12歲就開始管家，爸媽、外婆、我和妹妹，這麼一大家人的柴米油鹽都是我管，好像隻有我才是家裏的“女人”。那些年什麼都發票，糧票、油票、布票，我都要計劃好，管好用好。有一年冬天，布票過期了，過年沒有布票買布做衣服，一家人都來罵我，卻沒有一個人罵我媽媽。她連布票是什麼也不知道，罵她有什麼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