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了幾天我又去求他，他老人家照樣勿來事勿來事——吃大鍋飯的，多做少做一樣拿工資的，犯不著。
我還是看中他的手藝，盯牢了，第三次又去。不過這次我不去求他，用激將法：“黃師傅啊，儂做得介好，到頭來還是胡慶餘堂的，又不好寫上自己姓名的；再說了，你介把年紀了，萬一手藝失傳，世界上再也看不到了，何不像像樣樣弄件東西出來。”
他不響了。想了想，說：“真當要做，材料由我說了算。”
我高興煞了，心想，反正造一隻亭子也要犯錯誤，何不一口氣造它兩隻？
國營單位做事情，當然要簽合同的，要有施工方麵的條款。問他施工圖，沒的。他想了想說，你就寫如果江南找得出一模一樣的亭子，一分工鈿都勿要。
他在工棚裏一張張畫構件，再叫八十個東陽徒弟做，我想保留幾張圖樣，他“嚓”一把團團攏撕撕碎。亭子最後是構件一塊一塊拚起來的，一個亭子就一萬七千塊，都靠榫頭吃牢的，一根鐵釘都不用！而且，拚好來一塊不多一塊不少。
老師傅自己帶人搭的那隻亭子一弄就弄好了，大徒弟帶人搭的那隻隨便怎麼搭，就是拚不攏，最後還是靠師傅搭好的。
亭子一造好，就有人到處告狀——造樓堂館所？你敢頂風作案跟上頭唱對台戲？七調查八調查，真當頭痛啊，我想大不了不當這個斷命廠長了，我這個人，要我當廠長，要我掃廁所，無所謂的，一樣的。到外麵，也好闖市麵的。
有一天說是有中央領導要參觀，一級警衛。進進出出的路線，都事先安排好的。
來的是彭真委員長，我陪他按預定路線走著走著，就到亭子邊了，後麵警衛員要上來攔都攔不牢了。
彭委員長真當懂啊，看了半天，說：“想不到你馮根生不但保護了中國的中藥遺產，還搶救了中國的建築遺產。”
好，有這句話，再沒告狀的了。
當時的上海市長汪道涵來參觀，說：“這麼好的亭子啥人造的，要請他到上海大觀園去造一個。”
我跟他說：“造的師傅回去半年就去世了，臨死之前跟徒弟講，這一輩子，最好的東西就是中藥二廠的兩隻亭子。”
汪市長聽了直叫可惜。
我當廠長，對幹部，我是不客氣的，有時候要搡桌子指了鼻頭罵。你不好去罵工人的，那是幹部沒管好，工廠弄不好，市長總是找我不會找你車間主任算賬的。
記得廠裏有個“二進宮”過的，老酒吃飽就要弄出事情來。出了事情又要吃生活了，他看見車間裏的保衛幹部，拎起消防斧頭老老遠摜過去，還好沒劈著。他說老子反正完了，豁出去了，拎了把斧頭到處尋，要劈煞保衛幹部跟廠裏管保衛的副書記，弄得大家人心惶惶。我叫人把他叫來，叫他自己打辭職報告走人。
他眼睛一瞪：“這麼簡單？老子不劈了這兩個，沒完的！反正沒活路了。”
我說：“你再坐班房，老婆伢兒怎麼辦？”
這一說，他喉嚨輕落來的。想了想又說：“沒用場的，老婆是臨時工，老子飯碗頭敲壞了，日子也過不落去的。”
我說：“你走，隻要你肯回心轉意重新做人，我答應把你老婆招進來。”
他說：“你說話要算數的噢！今天是12月23號，你年底之前一定要把手續辦好。不然老子照樣殺人。”
那時候招工蠻討厭的，名額有限，他不相信我，想難難我。我說：“我說到做到，辦不好，你拿斧頭來劈我！現在你給我回去寫辭職報告去。”
特殊情況特殊處理，我請求勞動局特批，三天時間給他老婆辦好招工手續。
他呆了一頭。又提出要把老婆的農村戶口辦過來。
這就難了，做不到的我不好亂答應，我說要等土地征用的機會，不過我保證兩年裏麵把你老婆的戶口辦好。
他沒話語說了。臨走，我叫動力車間給他辦了三桌酒為他送行，我還特特為為去向他敬酒。
酒落起，他眼淚水出來了……
他說：“廠長，我好不好再提個要求。”
我說：“啥個要求你說好的。”
他說：“這身工作服好不好送給我，留個紀念。”
我說：“可以，你再去領一套新的。”
我看到過的，他現在擺攤做生意，沒再出事情。
人啦，總要給條活路走走，能拉盡量拉，不要往死路裏逼。
說起來，我當廠長整整三十年，杭州都調了九任書記、十任市長，我還在當廠長啦，恐怕隻有我一個了。解放前胡慶餘堂的老夥計一百十八個，活在世上的，也不過十五個；還在做的，也就我一個了。按說六十歲以後的日子應該是自己的，是多少鈔票也換不來的，我做了一輩子了，沒停過。再說，也不是沒人請我過，外國大財團請我去，不要說薪水了，安家費就一百萬美金。
這輩子我活得問心無愧。做人總有得有失的。得的，榮譽證書滿滿兩抽屜，共產黨沒虧待我。我是頭一屆全國二十個著名企業家之一，魯冠球是第二屆的，我這一屆，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隻剩下我跟青島的一個。魯冠球他們，也隻淘剩三四個，大浪淘沙啊！
我想還是我祖母說的話有道理，要會做人，才做得好事情。被中紀委請去講課，我講了八十八堂，堂堂都這麼說的。做人，不好忘本的，要憑良心。沒良心的人，你跟他談什麼黨性？人都做不像樣，一到要緊關頭弄得不好就要打軟腿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