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31日，農曆乙亥年正月初一。這一年，有1/5的北京人打長途拜年。10年前，北京近一半的長途電話需要話務員人工接轉，用戶掛一個長途電話需要等幾十分鍾。到1995年春節，北京長途電話可以直撥全國2000多個城市和縣。
春節前，中國第一架民工返鄉的包機從深圳機場起飛。一位老家陝西的民工在電視新聞中說：“最主要的是坐飛機速度快，快去快回，春節一過還有個大工程等著開工呢！”民工們已經逐漸接受了時間就是金錢、時間就是效率的觀念。從這以後，四川、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民工包機返鄉的航班數量逐年增多。
更多的打工者還是出現在火車上。這一年的春運，全國鐵路旅客運量達到14.28億人次，比上一年增加兩億多人次。
春節前夕，《北京青年報》的攝影記者盧北峰和同事王林、袁力趕到北京火車站站前廣場，準備采訪春運。盧北峰3人選擇追蹤拍攝4個來自重慶江津縣吳市鎮的打工者，原因是“他們有頑強的回家意誌”。陳緒芬、伍小萍、羅培秀和秦維兵4個人早晨兩點來排隊也無法買到票。11點的時候，他們買了高價票，98元的硬座票花了200元。
由於沿途不斷上人，火車嚴重超員，所有的地方都擠滿了人。
羅培秀上車時擠出了一身汗，又受了冷風，再加上一夜沒睡，病倒了。39個小時後，列車到達重慶火車站。一行人又坐上了三輪車。
臨到家前，伍小萍在鎮上給家人采購了禮物，一包薄荷糖1.5元，一包花生糖3.4元，一塊香皂2.2元。
穿越田埂的時候，陳緒芬加快了腳步，她已經一年多沒有見到兒子了。和兒子親熱後，陳緒芬開始認真地檢查兒子的識字情況。
盧北峰在文章中描述說：“回家的一路上，陳緒芬的眼睛都蒙著一層霧靄，隻有見到兒子，她的眼睛才煥發出光澤。”
春節前後，香港電影《紅番區》以“賀歲片”的名義引進內地。
《紅番區》由香港演員成龍和梅豔芳主演，講述的是香港警察馬漢強在美國紐約勇鬥黑幫的故事。《紅番區》當年全國票房收入僅次於好萊塢大片《真實的謊言》，位列第二。
“賀歲片”的說法來自香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每到歲末，香港演藝圈內的一些明星都會自發地湊到一起，不計片酬，拍幾部熱熱鬧鬧、喜氣洋洋的影片獻給觀眾。這些電影基本上都是喜劇，都有一個圓滿的結局。
在《紅番區》進入內地以後，內地賀歲片《甲方乙方》、《不見不散》、《沒完沒了》、《手機》等相繼出爐，成為普通百姓春節中的又一個選擇。
1995年，世界電影誕生100周年。《真實的謊言》、《獅子王》等10部美國好萊塢大片進入中國，獲得第67屆奧斯卡6項大獎的電影《阿甘正傳》也被引進中國。
《阿甘正傳》根據美國作家溫斯頓·格魯姆的同名小說改編，通過對一個智商為75的智障者生活的描述，反映了美國生活的方方麵麵。在影片中，阿甘被塑造成美國人理想的美德化身，他誠實、守信、認真、勇敢，重視感情，什麼都不顧，隻知道憑著直覺在路上不停地奔跑，最終在生活中一步步都獲得了成功。
在美國，以電影為主的文化產品排在航空業和食品業之後，成為一項重要的出口內容。它同時還為美國提供了1700多萬個就業崗位。美國學者沃爾夫說：“文化、娛樂—而不是那些看上去更實在的汽車製造、鋼鐵、金融服務業—正在迅速成為新的全球經濟增長的驅動輪。”
在美國電影進入中國的同時，中美關於知識產權的談判也在緊張地進行著。從1989年開始，美國將中國列入“觀察國家”名單，指責中國對美國產品設置壁壘，對美國知識產權保護不力。
2月26日晚11點多，中美雙方達成《中美知識產權磋商協議》，結束了第二次中美知識產權的爭端。
在北京，雙層公共汽車越來越多。20世紀90年代初，北京開辟了公主墳到八王墳的“特1路”雙層公共汽車。到1995年，已經開辟“特”字頭的雙層公共汽車線路有7條。這時候，一個普通售票員的名字開始頻頻出現在媒體上，她是北京市公交總公司21路公共汽車售票員李素麗。
高考時，李素麗報考了北京廣播學院播音係，以12分之差未能考上大學。落榜後的李素麗當了一名公交售票員。在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節目中，我們能夠看到關於李素麗的報道：
在售票員這個平凡的崗位上，李素麗努力幫助所有的乘客。
老幼病殘孕，最怕摔怕磕怕碰，李素麗就主動攙上扶下；上班族急著按時上班，李素麗見到他們追車就盡量不關門等他們；外地乘客既怕上錯車，又怕坐過站，李素麗百問不煩，耐心幫他們指路，還記著到站提醒他們下車；遇到堵車，她就拿出報紙、雜誌給乘客看，以緩解他們焦急的心情；看到有人暈車或不舒服想吐，她會及時地送上一個塑料袋；遇到不小心碰傷的乘客，她趕緊從特意準備的小藥箱裏拿出常備的“創可貼”；李素麗贏得了廣大乘客的尊敬。
從1992年起，李素麗先後榮獲“首都勞動獎章”、“全國五一勞動獎章”、“全國職業道德標兵”、“全國勞動模範”等榮譽稱號。
李素麗後來在采訪中這樣說道：“當了售票員以後，當自己為乘客服務時，感覺自己既是播音員，又是主持人。”
這一時期，一大批英模活躍在傳媒上，幾乎每一行都有學習的榜樣。他們是人民的好幹部孔繁森、見義勇為的好戰士徐洪剛、好軍嫂韓素雲、挖井不止的“模範團長”李國安、“辛苦我一人，方便千萬家”的房屋維修工徐虎。
3月8日，北京姓賈的一家人準備慶祝一番。幾天後，在北京鐵道附中上學的女兒賈國宇將出國參加英語競賽。就在用餐的時候，桌上的卡式爐燃氣罐發生爆炸，17歲的賈國宇麵部和雙手被嚴重燒傷。
7天後，是“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這一天，全國各地都在舉行活動，宣傳上一年中國政府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國消費者協會的信息顯示，產品的質量問題占投訴總量的66.73%。
卡式爐是一種便攜式的灶具，自身攜帶有一罐可以燃燒的氣體。
卡式爐的質量問題，導致了賈國宇被毀容。事情很快成為媒體報道的熱點，中央電視台的《與你同行》欄目也報道了這件事：賈國宇原本是個漂亮活潑的女孩子，自幼她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無憂無慮中度過了她的童年和少年。賈國宇現在每天仍戴著沉重的加壓麵套，每天父母都要用3個小時為她拆麵套、上藥、戴麵套，每天的三頓飯都要由母親把食品掰成碎片，她才能吃得下去。6月4日，她戴著麵套度過了18歲的生日，18歲的她還將有長長的一生。
不久，賈國宇一家將餐廳和卡式爐生產廠家告上法庭，在起訴書中，除了通常要求的賠償，賈國宇還要求被告賠償精神損失費65萬元。
兩年後的3月15日，賈國宇案開庭。她的父親坐在原告席上，賈國宇這一天上學去了。庭審中賈國宇的父親吃了多次速效救心丸，旁聽席上的母親也心神不寧。法庭最後判決，原告賈國宇獲得賠償27萬多元，其中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金10萬元。這是中國法院判付的第一筆精神損害賠償金。
2000年6月，最高法院製定關於精神賠償使用法律問題的解釋，其中明確規定，對侵犯他人生命健康權的，可提起精神賠償。
賈國宇在宣判當年參加了高考，但是她已經不能報考自己最喜歡的英語專業。後來她考上了一所大學，讀的是數學係。因為害怕陽光，賈國宇每天上學仍然需要戴著帽子和口罩。
在北京的中關村，銷售電腦的公司越來越多。進入20世紀90年代，電腦由辦公室逐步開始進入家庭。鄧賢是最早用電腦寫作的一批作家。使用電腦後，鄧賢寫字速度從每小時1500字提高到3000字，他感覺到“生命內涵因此擴大若幹倍”、“比別人多活了一次”。
最初家用電腦的使用者是一批記者、作家和科技人員，平時以寫稿為生的文字工作者，經常要改稿抄稿，電腦快捷的輸入與編輯功能，加快了很多人的工作進度。
鄧賢後來用電腦完成了《中國知青夢》一書的寫作，他回顧用電腦的曆程時說：“……原先並沒有買電腦的打算，更準確地說是沒有這筆錢，隻是跟朋友演示看看，滿足好奇心，誰知一看就不可收拾，我心裏有個強烈的聲音說：你不能沒有電腦！……”
這一年，電腦商在中國銷售出100萬台電腦，進入家庭的電腦累計已有300多萬台。
5月，首都體育館北1500米，出現了一家名叫瀛海威的網絡公司，它是中國最早的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商。瀛海威公司的創立者是32歲的張樹新，她後來這樣描述創業時的情形：“我是憑直覺撞入因特網（互聯網）的，當時沒有明確的目的，隻是感覺到我們這群人要想獲得很好的商業機會，一定要做一件迎合經濟變化的事情。”
很快，瀛海威就有了4萬多用戶。但在當時的中國，人們對互聯網還非常陌生。在一個專題片中，我們可以看到，瀛海威的員工正在介紹什麼是互聯網。
瀛海威要做的還是啟蒙的工作。在很多早期網民的記憶中，瀛海威就是網絡的代名詞。當時網民可以通過電話線登錄到瀛海威的站點，再接入到國際互聯網。當時的網速僅僅是33.6kb（千字節），網費卻需要一小時1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