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情平靜，用斯瓦希裏語說：“十年後，乞力馬紮羅基督教醫院的每個部門主管都將是坦桑尼亞人。這是你們的國家，這是你們的醫院！”
“我可以感受到在場非洲人的快樂和驕傲。”葛瑞格回憶道，“他們原本以為我父親會說：‘看看我們幫你們做了什麼！’但是他卻說‘看看你們為自己做了什麼’！”
結果正如他所言。他蓋的醫院至今依然存在，是坦桑尼亞最好的教學醫院；而且在醫院建好十年後，所有部門主管都是非洲人。我覺得很驕傲，這個有著博大胸襟的男人是我父親。他讓我，讓我們所有人認識到：隻要你相信自己，就能做成任何事情。
當學校和醫院都建好，步入正軌後，摩頓森一家在坦桑尼亞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有個誘人的工作在耶路撒冷等著登普西——在橄欖山上為巴勒斯坦難民建一間醫院——不過登普西和潔琳決定，該讓孩子回去體驗美國生活了。
要回到久未謀麵的祖國，葛瑞格和妹妹們既興奮又緊張。葛瑞格翻出家裏的百科全書，找到每個州的介紹，一邊想象，一邊做著回國的準備。過去十四年來，在美國的親友一直給他們寄明尼蘇達雙城隊的剪報。葛瑞格把這些都收藏在房間裏，晚上睡前拿出來一讀再讀。那是他渴望了解的另一種文化。
第一天到美國高中上學，葛瑞格看到聖保羅中學裏有很多黑人同學，不禁大大鬆了一口氣，好像摩西離他並不那麼遙遠。
消息很快在學校裏流傳開來：那個15歲大塊頭的害羞男生是從非洲來的。下課時，一個高大魁梧、脖子上掛著凱迪拉克鏈墜的籃球隊員把葛瑞格逼到飲水機旁，一群叫囂的狐群狗黨也圍了上來。“你不是非洲人！”他鄙夷地說，然後那群同夥開始拳如雨下地痛毆葛瑞格。葛瑞格本能地用手護住頭，不清楚自己做錯了什麼。當他們終於停手後，葛瑞格把手放下來，雙唇顫抖著。帶頭的男孩突然對著他的眼睛就是一拳，另一個拿起垃圾桶倒扣在他頭上。葛瑞格站在那裏，頭上頂著發臭的垃圾桶，聽著他們的狂笑在走廊裏慢慢遠去。
總體來說，葛瑞格對美國文化適應得很快。他成績優秀，尤其是數學、音樂和科學，當然，還有他遺傳自雙親的運動才能。
但另一方麵，他還是與美國生活脫節。“葛瑞格這輩子從來沒準時過。”他母親說，“從小開始，他就一直按照非洲時間作息。”
在非洲的工作給了這家人豐厚的報償——但並不包括金錢。所以家裏付不起私立大學高昂的學費。
“我是靠《退伍軍人法》在退伍後領補助上大學的。”父親說。於是葛瑞格在高三那年前往聖保羅軍人招募中心，簽下兩年的職業軍人協議。
“越戰才結束不久，”葛瑞格說，“我竟然去當兵，同學們都很驚訝。不過我們實在太窮了。”
高中畢業第四天，他前往密蘇裏州的立奧拿伍堡軍事基地，接受新兵訓練。當大多數同學在上大學前的暑假睡意正濃時，葛瑞格在當兵第一天，清晨五點就被中士嚇醒了——他粗魯地踹著寢室裏的行軍床，大吼：“趕快起床！”
“我不能被這個人嚇倒。”第二天清晨五點鍾，葛瑞格已經穿好軍服，坐在床上跟士官長帕克斯問好了。
“他大罵我沒有按規定睡足八小時，罰我做四十個俯臥撐，然後要我步行到司令部，給了我一個袖徽，讓我戴著回寢室。‘這是摩頓森，他是你們的新排長！’中士說，‘他比你們這群混賬軍階高，所以照他說的做！’”
摩頓森為人謙和，指揮效率並不算高，但他的表現仍舊相當搶眼。橄欖球校隊和田徑隊的訓練讓他體能優異，軍中的基本訓練對他來說根本不算什麼，甚至不如越戰後美軍委靡的士氣讓他記憶深刻。摩頓森和第33裝甲師一起被派駐德國，行前接受醫護訓練，成為一名醫護兵。這也開啟了他這輩子對醫護的興趣。
“剛入伍時很天真，不過軍隊生活能讓你一夜長大。”摩頓森說，“很多人在越戰後都染上毒癮。有些人因注射過量掛掉了，然後我們就得去收屍。”在一個寒冬的清晨，他們去給一位中士收屍——因為是同性戀他被人痛毆，丟在滿是冰雪的壕溝裏。
派駐在東西德邊界附近的班貝格時，摩頓森練就了隨時可以入睡的本領，這讓他的餘生受益匪淺。這得感謝軍隊裏不規律的作息，他們必須在任何地方入睡，也必須瞬間恢複清醒。“我從來沒對任何人開過槍。”摩頓森說，“當時柏林牆還沒倒，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在M16步槍瞄準鏡裏觀察東德衛兵的動靜。”放哨時，如果發現東德狙擊手射殺企圖逃亡的民眾，衛兵被授權可對狙擊手開槍。“這種狀況偶有發生，不過從沒在我站崗時發生。感謝上帝。”
摩頓森在德國認識的大多數白人士兵，都會在周末“找女人、喝得爛醉、或是嗑藥”，所以他寧願跟黑人士兵一起搭免費軍機，去羅馬、倫敦或是阿姆斯特丹逛逛瞧瞧。那是摩頓森頭一回自助旅行，他發現旅行和旅伴都棒得不得了。“我在軍中最好的朋友都是黑人。那是離開坦桑尼亞後我第一次不再覺得孤單。”
繼“遲到”後，摩頓森養成了第二個最難改變的習慣——再也沒辦法把車往前開進停車場：即使已經退伍多年，摩頓森仍是倒車入庫，無論在巴基斯坦，還是在家。按照軍中灌輸的觀念，這樣，他的臉才能永遠麵向前方，萬一車子著火可以迅速逃生。
摩頓森申請了退伍軍人獎學金，選擇到學生族群更多元化的南達科他大學讀書。
母親當時也是學生，正在攻讀她的教育博士學位，父親則找了一份待遇很差的無聊差事，長時間在明尼蘇達的一間地下室處理債權人和債務人的法律問題。葛瑞格半工半讀，在學校自助餐廳洗盤子，在達科他醫院擔任夜班護理員。每個月，他都偷偷把部分收入寄給父親。
1981年4月，葛瑞格在南達科他州的第二年，父親被診斷出癌症，那時他才四十八歲。葛瑞格在大學主修化學和護理，得知父親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淋巴結和肝髒，他清楚自己很快就會失去父親。於是他每個月兩次驅車六小時回家陪護父親，每次都發現父親的病情惡化。
他提出暫時休學全力照顧父親，但登普西卻喊：“你敢！”葛瑞格隻能持續隔周一次的探望。天氣好的時候，葛瑞格把父親帶到戶外，坐在躺椅上曬太陽。像在坦桑尼亞時照料綠茵庭院一樣，登普西一直把羅斯維爾家中的花園照顧得好好的。現在，他也要兒子把雜草及時清理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