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劄佛和摩頓森一起站在學校前，看著村裏的孩子們踮起腳尖兒，透過陌生的玻璃窗探視入秋後就可以在裏麵上學的神秘教室。他不由緊緊握住了摩頓森的雙手。
“我在山上的日子已經結束了，葛瑞格先生。”他說，“我很想再為您多工作幾年，但是安拉，以他的智慧，已經把我的力氣取走了。”
摩頓森擁抱這位一路給他許多幫助的老人，穆劄佛說話的聲音已經很虛弱，但他的雙臂仍然強壯得讓大個子美國人喘不過氣來。“今後你打算做什麼呢？”
“我現在的工作，”穆劄佛的回答很簡單，“就是給樹澆水。”
在穆罕默德·阿斯蘭小時候，瑪夏布洛姆峰的冰川陰影之下、胡歇艾河穀入口的高山附近還沒有道路。河穀裏村莊的生活，數百年來從未改變，單調得如同一日。夏季，男孩子們領著羊群到高山牧場放牧，婦女們忙著製作酸奶和奶酪。從最高處的牧場，孩子們能看到當地人稱做“丘茍裏”（大山）、外麵人叫做喬戈裏峰的巨峰，從瑪夏布洛姆峰後麵直入雲際。
秋天時，阿斯蘭和村裏其他的男孩輪流駕著六頭氣喘籲籲的犛牛原地繞圈，讓它們的重蹄幫剛收割的麥穗脫殼。漫長寒冷的冬天，他會盡可能地靠近爐火，跟他的五個兄弟、三個姐妹以及家裏的牲畜們爭搶最暖和的位置。
這就是生活，胡歇艾河穀每個孩子原本注定的生活。但阿斯蘭的父親茍羅瓦·阿裏——胡歇艾的村長，對阿斯蘭這個家裏最聰明的孩子另有打算。
晚春時分，最可怕的天氣已經過去，什約克河依舊帶著融冰湍急奔流。茍羅瓦·阿裏在第一道曙光出現前叫醒兒子，要他準備離開村子。阿斯蘭聽不懂父親的意思，但看到父親把他的行李都打好包，又在裏麵放了一塊硬梆梆的羊乳酪“秋爾帕”時，他忍不住號啕大哭。
按照慣常的規矩，他不能詢問原因，但阿斯蘭還是忍不住開了口。
“為什麼隻有我要離開？”他轉頭看著母親想尋求支持，但在昏暗的油燈下，母親竟然也在哭泣。
“你要去上學。”
阿斯蘭跟著父親走了兩天下山的路。和胡歇艾別的男孩兒一樣，阿斯蘭經常在狹窄的山路間漫遊，光滑崖壁上那些狹窄的山路就像攀在石牆上的常春藤蔓。山下的土地是沙質的，而且沒有冰雪，他從來沒有離家這麼遠過。他所熟悉的世界的核心——巨大的瑪夏布洛姆峰，在身後漸漸退去，隱沒在群山中。
山路走到盡頭，便是什約克河的河岸。茍羅瓦·阿裏用繩子把一個裝著兩塊金幣的皮袋係在兒子脖子上。“隻要安拉願意，到了克伯盧鎮上，你就會找到一所學校，把這些金幣交給管理學校的先生，支付你的學費。”
“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阿斯蘭努力控製著顫抖的嘴唇。
“你會知道的。”茍羅瓦·阿裏吹脹六個山羊膀胱，把它們捆在一起做成一個“紮克斯”（皮筏），這是巴爾蒂人在水深時所用的傳統渡河方式。
“好，現在抓緊。”父親說。
阿斯蘭不會遊泳。“當父親把我推進水裏時，我忍不住哭了。他是個堅強驕傲的男人，但當我沿著什約克河往下漂時，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淚水。”
阿斯蘭被什約克河卷走，遠離了父親的視線，他緊抓著皮筏在水中浮浮沉沉，冰冷的河水讓他冷得發抖。現在沒有人會看見了，他放聲大哭。在淚眼朦朧的恐懼中，不知過了十分鍾還是兩個小時，河道開始變寬，他的漂移速度也慢了下來。阿斯蘭看見遠處河岸上有人，趕緊用力踢水往那個方向前進。他不敢用手劃水，生怕把皮筏弄丟。
“一個老人把我從河裏撈起來，用犛牛毛毯包住。”阿斯蘭回憶說，“我那時還在發抖，不停地哭。他問我為什麼要過河，我就把父親的話告訴了他。”
“不要怕。”老人安慰著阿斯蘭，“你是個勇敢的孩子，離家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你回家的那一天，每個人都會尊敬你。”他在阿斯蘭手中塞了兩張皺皺的盧比紙鈔，然後牽著他的手走到去克伯盧的路上，再把他交到另一位能陪他一程的長者手上。就這樣，阿斯蘭在胡歇艾下遊河穀得到了許多人的陪伴，每個陪他一程的人都捐了些錢給他。
“大家都對我很好，這給了我很大的鼓勵。”阿斯蘭回憶說，“我很快進了克伯盧的一所公立學校就讀，盡可能用功讀書。”
克伯盧是阿斯蘭見過的最大的城鎮，學生都很都市化，總有人嘲笑他的外表。“我穿著犛牛皮做的鞋子、羊毛織的衣服，而其他學生都穿著很好的校服。”
同情他的老師們湊錢幫他買了白襯衫、酒紅色毛衣和黑色長褲。阿斯蘭每天穿著校服上學，晚上就盡可能把衣服洗幹淨。一年後，他回到家中時，老人的話應驗了。
“我走回山上的時候，”阿斯蘭說，“整個人幹幹淨淨，穿著校服，每個人都盯著我看，說我變得不一樣了。每個人都尊敬我，我也知道自己必須好好表現，才當得起那樣的尊敬。”
1996年，阿斯蘭以第一名的成績從學校畢業，政府給他提供了一份公職。但阿斯蘭決定回到胡歇艾河穀的家，父親去世後，他就承擔起了村長的職責。“我見過山下人的生活，我相信改善村民的生活是我的責任。”阿斯蘭說。
阿斯蘭說服當初給他提供職位的政府官員，開辟了一條直通胡歇艾河穀的道路。他不斷跟政府申請經費，把一間通風良好的農舍改成小學，大約能容納二十五名男學生。但要說服村民把孩子送來讀書卻並不容易，他們寧願讓孩子到田裏幫忙。阿斯蘭總會在路上被村民攔住，他們低聲說願意送給他奶油和麵粉，隻要他們的兒子可以不上學。
等到阿斯蘭自己的孩子已屆學齡，他意識到要想讓孩子們都受教育，他必須找人幫忙。“我被祝福過九次。”阿斯蘭說，“我有五個兒子和四個女兒，女兒夏奇拉最聰明。村裏沒有地方讓她受教育，而她年紀又太小，還不能送走。多年來曾有幾千名登山者經過我們村莊，但從沒有人伸出援手幫助我們的孩子。後來我聽說有個高大的‘安格瑞茲’在巴爾蒂斯坦各地蓋學校，而且同時歡迎男孩和女孩，我便決定去找他。”
1997年春天，阿斯蘭坐了兩天的吉普車來到斯卡都的印度飯店，想見摩頓森。但飯店裏的人告訴他，摩頓森到布勞渡河穀去了，可能要好幾個星期才會回來。“我留了一封信給這個‘安格瑞茲’，邀請他到我們村子來。”阿斯蘭說，“但是我並沒有收到回信。”
1998年6月的某一天，阿斯蘭在胡歇艾的家中，聽到一位吉普車司機說那個“安格瑞茲”就在可安村，離他們隻隔幾個村莊的距離。
“那個春天我再度回到可安村，”摩頓森說，“打算召開一個‘吉爾嘎’，也就是‘大會’，讓大家推翻將宗帕的提議，這樣我才能在那裏建學校。”
將宗帕一直想蓋一間屬於自己的登山學校，處處排擠摩頓森的建校計劃，甚至突發奇想，聯絡了當地警察，指稱摩頓森在邊界地區進行情報活動。阿斯蘭開著借來的吉普車抵達時，摩頓森正努力說服非要他交出護照檢查的警察。阿斯蘭便向他自我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