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均隻短短四句，寫出了許多深奧的道理。
劉禹錫的《陋室銘》僅150來字，毛澤東的《我百萬大軍橫渡長江》也隻150來字，內容之豐富，涵蓋麵之廣，歎為觀止。
從我們所見所感的現實生活中，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凡是在講話或寫文章中能化繁雜為簡明、化深奧為淺顯者，做起事來必然會化無序為有序。因為這種人思路清晰，頭腦清醒，深知受眾的心理，明了群眾的願望，能抓住主要矛盾，善於分清工作的輕重緩急，打蛇能打在七寸上。
相反，凡是講起話來不得要領，淺顯的道理都說不明白，或受眾已明白而他還在噦嗦、越說越讓人糊塗的人，幹起事來不知從何處下手，結果必然無所作為。不僅如此，還容易破壞別人的情緒，許多本可幹好的事情，反而吃力不討好，甚至砸了鍋。
可見，人生在世，得不斷地“自我追肥”：向書本學習知識、向群眾學習語言、向實踐學習經驗。大凡高水平者，都是不斷學習的結果。
洪應明的《菜根譚》有這樣的話：“處治世宜方，處亂世當圓，處叔季之世當方圓並用。”人在美好的社會環境下，都是願意方正處世的，但是如果身逢亂世，隻能圓滑地幹活，世道不好不壞，反而最糾結：外圓內方，兩麵三刀。
世道總是艱難。真正的治世和亂世都不多，多的是“叔季之世”，所以我們多數人都隻能接受外圓內方、人格分裂的悲劇宿命。
《格列佛遊記》的作者斯威夫特，憤世嫉俗，愛說俏皮話，周作人曾把他和魯迅作過比較。然而，在他的女友斯苔拉看來，卻是，“斯威夫特愛權力、愛交遊——盡管他時時懷著思鄉的柔情，時時對於上流社會表示出強烈的憎恨，然而，從根本上來說，他偏愛倫敦的灰塵和喧囂，遠遠勝過世上的一切鱒魚小溪和櫻桃樹”。
其實，作為普通讀者，也完全可以認為，斯威夫特偏愛愛爾蘭鄉間的鱒魚小溪和櫻桃樹，遠遠勝過倫敦的灰塵和喧囂。
《烏托邦》的作者托馬斯·莫爾，身上的矛盾更加強烈。他出生在法官家庭，上過牛津大學，在貴族家做過書童，他早年的訓練指向官場騰達一途，而他入世之後，也果然一帆風順，1529年就做到大法官。但他又性喜隱居，身上常穿苦行僧的粗毛襯衣，一有機會就回到他的“新居”去，那裏有一個教堂、一個圖書室、一個畫廊使他能夠“做虔誠的禱告和其它精神活動”。在他臨刑前幾個月，他曾在倫敦塔的牢房裏對女兒瑪格麗特說：“要不是為了你媽媽和你們這些兒女，感到你們是我該主要負責的，我早就會把自己關在比這間房更小的地方去了。”
“圓”是喜劇性的，“方”是悲劇性的。但若沒有“方”，“圓”就成了鬧劇。原則性與靈活性問題不僅僅是個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個實際問題。在工作中，既要反對無原則的自由主義，又要反對“唯書”、“唯上”的教條主義。
在工作中，上級的指示肯定要照辦。但有時會出現一種兩難的境地：即上級的指示不切實際，如果完全照辦，就會給工作造成損失；如果不執行，又有損領導的威信。有什麼辦法能夠既照顧到領導的麵子又不讓工作受損呢？這裏麵就有一個原則性與靈活性的問題。
計劃經濟時代，中央號召大力發展農業。不少地方來了個“以糧為綱、全麵砍光”，不顧當地的自然條件、種植優勢和生活習慣：湖區填湖造田，山區毀林開荒，草原割草墾荒，結果是糧食未收到，反而造成了生態破壞，水土流失，至今仍遺患無窮。
改革開放初期，中央號召發展鄉鎮企業，壯大集體經濟，不少地方不顧當地技術、資金、原料、人才的限製，硬性要求做到一村一廠，“村村冒煙”，結果造成大量的村級債務，至今還影響農村的穩定和發展。
文化市場的管理問題也有過這樣的情況。上級號召打擊“黃、賭、毒”，整頓文化市場，有的地方便簡單粗暴地關閉、取締娛樂場所，“孩子與髒水一起潑掉”，不區別好壞，不懂得“堵”與“疏”的關係。結果是跳不出“一管就死，一放就活，一活就亂”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