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各有各的活法，因此也相應地各有各的追求，各有各的境界。我想，各種神道、哲學都是對人生的某種概括。
佛家相信輪回，縱然此生命途多舛，來世未必不佳。我曆來相信，佛教是失意者的宗教。腦滿腸肥、仕途騰達的人也有信佛者，也有樂善好施者，不過他們是表現“善”，是希望今世與來世風水依舊；而那些潦倒的人，所以相信佛門的看空一切，無非是尋求一種解脫，無奈後的自我。盡管窮途末路的人們最易“看破紅塵”，其實紅塵的誘惑力、吸引力還是不可抗拒的，“看破”是一時的，看不破是永恒的。
道家主張不入世，莊子視人間一切都是“虛無縹緲”，老子則主張“無為”，即使是他們二位，也並非真的“出世”，老子也在談“聖人之治”，標準是“虛其心，實其腹，弱其誌，強其骨”，其目的看上去是想使“民無知無欲”，使民“不敢為”，但終極目的是天下得誌，他才說“為無為，則無不治”，並不是什麼都不做。莊子的最高境界是“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修養達到最高境界時，可以任無順物，忘其自我，他所說的“功”，當然指對人類社會的貢獻，無功是無意求功於人類，其實是自然為人類造福，無名是不求名位，這是一種道德自我完善的境界，並非是有些人所理解的“不入世”，他主張積極入世，造福全社會，隻是不求功名罷了，人達到這樣的修養其實不易。
儒家當然不同，是積極入世的，但也有相應的“忍為高、和為貴”的勸世哲學，主張“退一步海闊天空”，如果這不是欺人，也是自欺，生活本身並不會以個人意誌為轉移。生活是什麼？生活是不斷更新、不斷認識世界、不斷適應自然與社會、不斷尋找、調整人生方位的過程。人從呱呱墜地起，便已經不可避免地參與人世間的鬥爭了，鬥爭是廣義的，征服自然是人類幼年期的生存手段，長大後變成征服社會並取得世人所認為的成功的鬥爭。
人的奮鬥與欲望是無止境的。因而生之初便卷入無可逃避的鬥爭是自然的。甚至可以看成是生存的需要，是人生的一部分，如果你失去了這些欲望，你會感到窒息，寂寞得發瘋，使人想到自殺。
“忍為高，和為貴”其實是麻醉劑，是阿Q式的安慰劑，人的“忍”不是本能，進取才是本能，忍是不得已的，忍者一定不是生活的強者。秦始皇、彼得大帝、拿破侖，他們都沒有忍的需要，也從無忍的付出。
愛人生、熱戀生活，哪怕是十分醜惡的人生，很別扭的生活。你不必自詡為哲人，也未必要修煉成高士，最好不要“看破紅塵”，看破了，心如死灰，你還能有創作的衝動嗎？還能遣情於筆端嗎？
文人是蒼白無力的，是社會上的弱者，卻不妨做心靈的巨人。有人習慣說文人“手無縛雞之力”這是指形態，而非心態，作家、藝術家的心態應當是健康的。有一副健康的心態，既平和地笑看人生，又嚴肅地對待人生，把自己對人生的理解、感悟點點滴滴地滲入文字，滲入藝術，滲入廣大讀者的心靈，讓你的讀者和觀眾與你一同去體味，去思索，把創作視同生命，用來關照人生，關照生命的方式，是一種逐漸的感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你與你的作品同在，你與你提煉出來的生活精髓同在，於是快樂、正義與高尚便與你同在了，你便沒有白白來到人世走一遭。
能入世，入得很深，又要能出世，出得自如。我有一副自出書條幅，用於宅中補壁，一共十六個字，“溫不增華，寒不改葉，物我兩忘，寵辱不驚”，頗有點“看破”和“出世”的味道。如果說這是在萬千跌宕後的一種超然的心態，那就可以泰然處世了。我絕對沒有修煉到寵辱不驚的地步，此生也難。曾經滄海難為水，經曆得多了，就釋然了。這十六個字，不是自律，是一種自慰，生活無論對你公與不公，都是正常的，不足為奇的。
藝術是交流感情的世界語。藝術作品是創作活動的終點，又是欣賞活動的起點。現實生活和創作意識的物化再現與欣賞者的主體意識、主體表現在藝術欣賞中實現了辯證統一：前者讓欣賞者人乎其間，探隱索微；後者又使欣賞者出乎其外，進行二度製作。藝術作品就是這樣溝通了藝術創造中的兩個主體世界。同時，藝術的情感交流作用並不僅僅限定於同一時代、同一文化傳統、同一國家。通過藝術作品，我們不僅能想象秦磚漢瓦、開元氣象、甲午風雲，還能夠領略拉斐爾的清雅秀麗、柴可夫斯基的悲愴雄壯、達·芬奇的完美和神秘；國外的藝術欣賞者們同樣也能夠感覺到杏花春雨的江南風光、浪漫神秘的飛天舞蹈、旖旎清新的絲竹角鼓。正如列夫·托爾斯泰所說的，“由於人具有通過藝術而為別的感情所感染的能力，因此，他就能夠在感情領域內體會到人類在他以前所體驗的一切，能夠體會同輩正在體驗的感情和幾千年前別人所體驗的感情”，藝術所具有的這種“精騖八極，心遊萬仞”的功能以及我們常說的“藝術無國界”，就在於它們所反映的情感內容的普遍性，能夠在藝術欣賞者心中引起共鳴，並成為“生活中以及向個人和全人類的幸福邁進的進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種交際手段，把人們在同樣的感情中結成一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