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皖南事變發生後，四川和重慶陷於白色恐怖之中。江安戲校的學生和老師紛紛離開。曹禺也於1942年初離開江安到重慶複旦大學任教。在重慶，巴金的家和他的出版社成了曹禺經常光顧的“家”。他每次到這裏，就像回到自家一樣。巴金夫人蕭珊更是熱情招待他。曹禺想吃什麼，她就安排做什麼。在巴金手頭寬裕時，還約他去吃館子。有時巴金手頭的工作不多時，曹禺還在他家住上幾天。
解放後，巴金與曹禺雖然在不同的城市生活和工作，但一直互相關心。1983年曹禺訪問日本歸來，聽說巴金不慎跌跤，骨折住院。他不顧旅途的疲勞，立即去醫院看望巴金。巴金也很關心曹禺，建議他丟開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一兩本小說。巴金在給他的信中說：“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想寫的東西。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曹禺與北京人藝
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立，曹禺被任命為院長，直到1996年逝世，在半個世紀中，他始終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領導者。
北京人藝之所以成為一個蜚聲世界、獨具風格、自成一派的劇院，與曹禺先生是分不開。
曹禺對於北京人藝最重要的貢獻是同焦菊隱、趙起揚和歐陽山尊一起製定了北京人藝的建院方針，把北京人藝辦成一個有理想有追求在藝術上有嚴格要求的劇院，一個具有獨特風格和理論體係的劇院，一個具有高度藝術水準的世界第一流的劇院，一座像莫斯科藝術劇院那樣的劇院。
對於北京人藝，曹禺心中是有規範的。作為一個學者型的劇作家，他的藝術修養，他的識見，使他在決定北京人藝的演出劇目和演藝水準上，都有著他不可降格以求的標準。因此，在建院後他十分重視演出劇目。以他的地位和名望，以他的眼光和識見，邀請最知名的劇作家為北京人藝寫戲，使北京人藝演出的劇本保持高標準高品位。也正是由於曹禺先生的身份和熱忱，才能請到郭沫若、老舍、夏衍、田漢等為劇院寫戲，這是北京人藝得天獨厚的地方。在演出這些大師的劇作中，不但提高了北京人藝的聲譽，也有助於形成北京人藝的演劇風格。正如莫斯科藝術劇院在演出契訶夫的劇本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演劇體係一樣，北京人藝也在演出“郭、老、曹”的劇作中形成了焦菊隱—北京人藝演劇學派。
譬如，為了《蔡文姬》，曹禺不僅兩次到郭沫若家中拜訪，更親自參加劇本的討論，以及對排練提出他的意見。對老舍先生，他同樣尊重有加。以《茶館》為例。盡管當時還是一部沒有定名的劇作，他就盛情邀請老舍先生到劇院來，並同焦菊隱、歐陽山尊、趙起揚、刁光覃、夏淳等人一起聽老舍先生讀劇本。此劇主線寫秦氏一家人的命運，從“戊戌變法”開始，一直寫到解放後的第一次普選。其中第一幕第二場的戲是發生在一家茶館裏。曹禺等人聽後，一致認為其中茶館一場寫得十分精彩，氣魄很大，人物眾多，且個個栩栩如生。二十幾分鍾的戲，生活氣息濃鬱，情節動人，色彩斑斕，是大手筆的寫法。大家建議老舍先生以這場茶館的戲為主，發展成一部多幕劇，這部戲的名字可以就叫《茶館》。老舍先生采納了這個意見，並說：“仨月後，我交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