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卷》（2005年第6期）有一篇文章回憶複旦大學的《詩墾地》。單從題目來看，我先欣然以為，它指的是當年陪我在創作道路上起跑的那個刊物。待讀到“粉碎‘四人幫’以後，由姚奔先生創辦的複旦大學的詩刊《詩墾地》，還在繼續出版”這一句，才發現是我誤會了。這個刊物雖然也叫《詩墾地》，也在複旦大學辦，也同我的老友姚奔有關係，它卻出版於上世紀50年代，原來是比我的揣測對象晚10年的另一個同名刊物。誤會冰釋了，我並不失望，反倒感謝它，使我就便重溫了幾近湮沒的一段青春之旅。
從1941～1944年，三年還不滿，那才是由鄒荻帆和姚奔兩人共同署名主編的詩刊《詩墾地》的實際年齡。那時，鄒已是30年代起聞名全國的青年詩人，姚則是正在大後方詩壇走紅的新銳。除了這兩位“主編”，《詩墾地》的基本成員還有曾卓，冀汸，馮白魯（筆名桑汀），張小懌（筆名柳南），綠原等人；其中曾、冀已有成名作問世，馮、張當時在社會上也頗有名氣，綠則不過是個“初來的”。1941年冬，《詩墾地》的創刊號問世；1943年夏姚奔從複旦大學新聞係畢業，1944年初鄒荻帆被征調充任來華參戰美軍譯員，二人離校後，《詩墾地》無人挑大梁，也就無形中壽終止寢了。
除了曾卓，《詩墾地》所有成員都先後成為複旦大學的學生。它的通訊處卻不設在複旦大學，而在另外三個地方：一是“重慶北碚黃桷鎮第一號信箱”，二是黃桷鎮張小懌的私人宿舍，三是“重慶中一路104號馮白魯轉”。第二個是一間比較偏僻而安靜的小樓房，除了幾個同人，平時很少有人去，它正是《詩墾地》的編輯室。第三個是馮白魯在南林印刷廠任會計的辦公室，因此也是《詩墾地》的印刷所；又由於馮與文化界、特別是影劇界過從甚密，這裏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詩墾地》的重慶辦事處。
《詩墾地》沒有向國民黨政府登記，成為一個有刊號的正式期刊，隻能作為不定期的“叢刊”，每輯用一個書名送審後出版。它一共出了五輯或六輯，我隻記得其中幾輯的書名：創刊號叫《黎明的林子》（借用姚奔的一首詩的題目），終刊號叫《滾珠集》（是鄒荻帆離校後在成都編印的），中間三輯叫《枷鎖和劍》、《春的躍動》和《高原流響》；好像還有一個書名，怎麼也記不起來了。
《詩墾地》不是一般內向的同人刊物，更不是限於大學範圍的校園刊物，它麵向社會，擁有廣泛的多方麵的稿源。同人的作品當然不會被拒絕，但它主要依賴外稿。所謂“外稿”除指社會上的自由來稿外，還有兩個特殊的來源：一個是皖南事變（1940年）後胡風出走香港前、交由路翎處理的一批《七月》待用詩稿，另一個是由八路軍辦事處張穎轉交馮白魯（地下黨員）處理的、周恩來從延安帶到重慶來的解放區詩人的作品，如田間的一篇長詩《鼠》。但是，在《詩墾地》的作者中間，寫得最多、發表率也最高的，是當時在國民黨軍事機關隱姓埋名的著名詩人S.M.（另有筆名師穆，聖門，阿壟等多種）。這裏不妨舉他在蘇聯抗德入侵的衛國戰爭爆發不久（1941），及時發表在該刊反法西斯特輯中的長詩《末日》為例，最後一行是“地獄之門在希特勒底蹣跚的背影最後消失以後嚴密關閉！”以見作者剛勁的藝術性格，和《詩墾地》鮮明的政治傾向。
時值國民黨政府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國統區文化界十分蕭條，進步刊物紛紛停刊。《詩墾地》當時刊出上述那些作品，是頗引人注意的，至少可以說是照亮黑夜的一粒螢光吧。說是“一粒”，還因為當時在大後方，已有不少新詩寫作者和愛好者，例如以杜穀為首的另一批詩人，他們在成都編輯出版了詩刊《平原》。《平原》詩社和《詩墾地》社由於詩風相近，有過不少友誼性往還，包括詩藝的切磋和稿件的互惠，其中媒介就是善於交遊的曾卓。
關於《詩墾地》及其有關情況，鄒荻帆生前以專文形式寫過一篇翔實的史料。它的原稿，我在他那裏讀過，印象已經模糊；如果當時發表了，刊樣想必在有心人那裏還找得到。舊日同人紛紛凋零，難有細談《詩墾地》的機會了，我盡自己的記憶寫這則小文，不過為了填補鄒文的空缺，如果它終於找不到的話。
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