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在門前的黑駱駝終於站了起來，讓他騎著它，一陣風也似的去遠了。離他的家很遠，離他所從出生的武漢很遠，離北京、中國和地球很遠：去了的人據說從沒有一個回來過。是嗎？也不盡然。昨夜他可不就回到了我的夢裏，但見他帶著永不消失的微笑，指著被劇痛折磨了好幾年的胸脯：“現在好了，我再不痛了。”音容宛在，一如別前，啊，真難相信他已遠行。
不必諱言，死是沒有商量的。有比死更強的人麼？含著微笑凝視死亡，像凝視太陽的他，不就是？他不但麵對死亡還能笑，而且還敢說，對他的親人說：“我沒有被打垮。”他沒有被打垮，絕不是僥幸。有關專家提醒：孤僻，抑鬱，心胸狹隘，多疑善感，沉默寡言，易躁易怒……是癌症最佳的催化劑。然而，他豁達，豪爽，樂觀，無私，完全沒有那種“癌性格”。60年來，我從沒有見過他拿別人的錯誤來折磨自己，或者拿自己的苦惱（他也不是沒有苦惱的）去麻煩別人。然而，那個絕症怎麼也把他給纏上了，讓他承受如此難忍的劇痛？然而，他被它給纏上了，卻一直在同它搏鬥，就在被活檢為“陽性”後，還興致勃勃地邀我一同爬武當山，一同到海南去遊泳，不也同夢一樣是真實的麼？
為了自己，他毫不畏懼死亡；但是為了親人，他卻十分憎惡死亡。他太愛自己的親人了，生前多次向我流露過多情的痛苦；這時，我往往和他一齊長吟魯迅的詩句：“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他忘不了當年對於被迫分離的親人的刻骨相思，他的名篇《有贈》不論拿什麼標準來衡量，其沉重分量都是不容否認的。在兒孫麵前，他從沒顯示過父祖的威嚴，而隻有一位老朋友的親切。從這種骨肉親情來說，他的死既令他的親人們痛苦，更令他自己痛苦。他在彌留之際，除了告訴親人他“沒有被打垮”，還叮囑她們“不要為我擺花圈，不要為我奏哀樂”———這當然是他真實的自白，但也是他對親人的安慰。親人們一一照辦，並舉行了一個別開生麵的追思會，用詩詞和音樂“送老水手遠航”。他對死亡的憎惡和蔑視，他與死亡相抗爭的不可摧毀的精神，顯然使淚流滿麵的親人們引以自豪。
在朋友們中間，他的豪邁性格又是對某種疾病、某種苦難的特效藥，是一切悲觀絕望的融化劑。1955年禍從天降，最擔心阿壟受不了的是他；1979年一解除隔離，就到北京來，最先往貧民區尋找並發現迷失了的路翎的也是他。1995年鄒荻帆猝逝後，他從武漢匆匆趕到北京的太平間，要和老友見上最後一麵。前一個月，通過長途電話，聽說我近期患了一場大病，他便像一位強者鼓勵我，“對任何疾病都要勇敢些，至少要戰個平手”……
香港詩人犁青計劃為他出一本漢英對照的短詩選，他在病床上囑托我為它的編選斟酌一下。我把那些熟悉的詩篇，通過兩種文字，從頭到尾讀了幾遍。似乎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些詩作為純情的結晶，人格的演化，都是超文字的存在。它們不需要任何不相幹的辭藻，隻有本當屬於它們自己的天然的風致，就像他每次和老友重逢時爆發的大笑，就像他在八十大慶穿過的那件合身的紅夾克，就像“似乎即將傾跌進深穀裏，卻又像要展翅飛翔”的那棵“懸崖邊的樹”，就像“在籠中旋轉”而又被“鐵欄鎖著”的一團“火”！讀著讀著，我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他的詩和他的人一樣，外表上那麼樸素，內涵上那麼真摯，而整體上又是那麼自然———這就是他和他的詩的本色啊。
在絕症麵前，他終於沒有被打垮。他以慣有的瀟灑跨進了黑暗的永恒，像一片消失了的白雲，像一場消歇了的風暴。但他留下了他的詩，留下了他對人間的愛，留下了友人和讀者對他的記憶和懷念。對於他，死不是生命的中斷，而是後者從一個形式向另一個形式的過渡。在這一過渡中，他的高貴的情操將轉化為未來者的希望。現在他終於解脫，再也沒有任何痛楚，而我卻忍著精神上的劇痛，來寫這則小文，已經實在寫不下去了。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