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魯老兄走了，他是我早年認識的一位朋友。那是在65年前的抗戰時期，我流亡到了重慶，有幸認識《詩墾地》社的一些詩人們，白魯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筆名叫“桑汀”，記得他在《詩墾地》上發表過一首詩，題名《圖景》。《詩墾地》是當時複旦大學一些愛好詩歌的青年靠募捐集資創辦的一個不定期詩刊，第一期《黎明的林子》出版後，曾經舉辦過一次座談會，就在白魯當時工作和居住的重慶中一路。那時他名義上是南林印刷廠的會計，實際上在協助孫師毅先生辦劇團。朋友們不僅由於他的方便，有機會觀看進步戲劇界的演出，還因為他口袋裏有幾張票子，時不時還有機會打打“牙祭”，這對於當時貧困的流亡學生來說，是十分難得的。白魯與荻帆同歲，都是1917年生人，自然應該算是《詩墾地》的另一位老大哥了。
關於白魯過去的經曆，我當時知道得並不多。除了因為我在《詩墾地》朋友中間年齡最小，隻是個20歲不到的、不諳世事的青年人，還因為有些情況白魯當時不便明說，他的一些經曆我是後來慢慢知道的。
他政治上早熟，1935年就參加了革命，1938年加入共產黨。抗戰開始，他隨同所在的“上海演劇二隊”，到南洋進行抗日宣傳和救國募捐好幾年。1941年初，他從南洋回到重慶，向共產黨在國統區的高層領導人周恩來彙報工作，並要求直接去延安，卻被周恩來臨時留下，協助孫師毅先生辦劇團。《詩墾地》第一期出版後，周恩來向他問過刊物的創刊過程和主要成員的情況，並語重心長地說：“你們基本上都是知識分子，與實際鬥爭生活比較遠。青年人應該多與群眾接觸，多做些實際工作。”白魯後來將這些話悄悄告訴了荻帆，使荻帆深受感動。
大約是1943年，白魯也考進複旦大學讀書，第二年因為參加進步學生運動，受到校內反動勢力的恐嚇和監視，於是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離開重慶，去了延安。應該說，文藝青年馮白魯走的是一條直接追求光明的路，他在政治上比《詩墾地》其他同人要成熟得多，而與另一些政治化了的知識分子相比，他卻一直保持著他的率直和純真。
白魯在重慶也認識了胡風先生。他沒有向他辦的刊物投過稿，隻與他有過幾麵之緣，卻能以共產黨人的立場和觀點，實事求是地肯定胡風從事文化工作和追求光明的進步意義。解放初期，中央文化部組織幹部到西南地區參加土改，他和胡風都參加了，共同深入農民群眾的實踐活動，使他真實地感受到胡風對新中國前途的信心。對於1950年代前期籠罩在胡風身上的全盤否定的批判濃霧，他不理解，也不同意。為此，他向周恩來總理反映過自己對胡風批判的真實看法，聽到總理這樣說：“胡風是我們黨的重要統戰對象，應該團結他。”然而，後來的事態沒有向這個正常的方向發展，而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1955年胡風突然變成“反革命集團的頭子”，通過投稿與之相識並往來的朋友們紛紛變成“反革命集團的骨幹”。就連白魯這樣參加革命20年的老延安也受到了牽累，他被停職反省，被抄家，多年後又受到了更大的衝擊，以至在潛意識中長期拒絕回憶那場離奇荒誕的“政治魔術表演”。
到曆史的新時期，白魯和《詩墾地》的朋友們終於重逢，他和大家一起去看過他一直尊敬的胡風先生，也和大家一起去祝賀過梅誌先生的壽辰。
在解放戰爭後期，白魯轉向電影事業，在東北電影製片廠當過編導。建國初期，他導演過家喻戶曉的電影《劉胡蘭》，還有獲獎的《白衣戰士》、《母女教師》等等。多年來，他埋頭工作，不圖名利；直到晚年，他腿腳不便，不能出門，仍然在家裏讀書、寫作，揮毫潑墨，並用貝殼類的材料，從事精致的手工。
去年年初，女兒代我去看望他，發現他的會客室同時又是小兒子的工作室，生活範圍顯得逼仄，這使她十分感慨：一個參加革命70多年的老幹部，受過一代領導人周恩來教導和關懷的文化戰士，晚年依然將自己視同普通人，生活上從不講求特殊，以免自外於群眾———除了證明他的心像水晶一樣透明，還能說明什麼呢？一些為了牟利而鑽入執政黨內的蛀蟲們，一些有點權就向普通民眾擺臉子的官僚們，想必不會相信人間還有這等真正的、純粹的人格的。
去年年底，白魯溘然長逝，我又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不能不感到傷感和悲痛。我和白魯結識了60多年，逐漸深刻地體察到這位老朋友率直純真、是非分明、不圖名利的品格，相信它將會滋潤一代代純潔年輕人的心靈。
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