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作者張維舟先生希望我為這本書寫幾句話。這個希望出自滲透曆史感的情義，我是無從推卻的。因為我和本書主人公蘆甸，不但是（20世紀）40年代的詩友，在中國野生自由詩的荒原上一起歌唱過、奔跑過的同齡人，而且還是接著50年代的難友，建國（新中國成立）以後一樁涉及成百上千文化人的冤假錯案的同案人。
關於蘆甸的一生，他當年如何離開舒適的成都，投奔艱苦的中原解放區，又轉戰晉冀魯豫，如何在建國以後來到京津從事文化工作，並為新中國熱情歌唱，不久即陷入意想不到的災難……關於這一切，讀者將會在本書中找到翔實的敘述和持平的評議。這裏我隻能就上述我和他的兩層友誼，表示一下我對他的懷念。
作為詩友，我首先想說，當年我們都很年輕，對詩都有著年輕人才有的愛好與追求，尤其是蘆甸，他為人真誠，這種真誠並在詩中得到了清澈如水的反映。在20人集《白色花》中，他的《沉默的豎琴》是他1943年走向戰鬥前對親愛者的臨別贈言，“願花朵屬於你，荊棘屬於我”；《大海中的一滴水》是他在1949年全國解放的忘我的興奮中，以“人們隻看見天際的碧藍，看不見我”而自豪的見證；《我活得像棵樹了》寫於1952年災難隱約襲來之際，他覺得自己沒有被“外來的風暴吹折”，沒有被“冰雪壓倒”，卻被“一些被蟲蛀空了的樹”“重重地擊傷”，以致當他努力“彈起全身去反撥”時，竟意外地“聽見身邊也有轟然倒地的聲音”。……這些情感、情韻和情操，在曆史老人的眼裏，雖然顯得有些天真，但由同齡人們看來，卻鮮明地反映了他和他的詩友們當年所共有的對人生、對時代、對曆史的真誠。今天的讀者讀到這些詩，想必也不會在作者和自己之間感到什麼隔膜吧。
另一方麵，作為難友，我又不免要說，這種對人對己的真誠，雖然在詩中產生過積極的作用，拿到實際的複雜的生活中來，可就難免惹出怎麼也躲不脫的災禍。本書將會寫到，蘆甸正是胡風先生當年身邊少數幾個“熱心幫助他解決問題”的友人之一。50年代，他由於肯定胡風的文藝觀點，同情他的被邊緣化的處境，並明確認為，胡風問題的關鍵在於少數人的“宗派主義”，最終解決隻能寄希望於黨中央，他才日益接近胡風，直至最後參加了“三十萬言”的草擬過程。他一再說過，“胡風問題的合理解決，不但符合胡風本人的期望，對黨、對人民的文學事業更是有益的。”這些主觀思想情況，當年在審訊員麵前，作為“交代”講出來，自是不老實的“狡辯”，是絕對通不過的。我作為同案人卻可以證明（盡管當時也被認為“不老實”），那些思想情況是真實的，是符合蘆甸的性格實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