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0年以後），我和蘆甸曾經見過一麵，那是我們的最後一麵。我問他，今後還寫詩嗎？他說：“當然還寫。不過，更想多讀幾本馬列，看看自己過去究竟怎麼錯了。”話不多，卻毫不含糊地表明了他當時的精神麵貌。詩在他是怎麼也不能放棄的，這可謂“本性難移”；至於他自己（也就是我們）所犯“錯誤”的原因，看來他雖已不再堅持上述1955年以前的一些認識，但對那些“批判”、“聲討”、“材料”、“編者按”之類，私下顯然也並不以為然。
蘆甸和他的難友們原來對於胡風事件的前因後果的認識，與事後多年發現的真正的曆史實際相比較，充其量隻能說是皮相之談；至於上世紀50年代那些家喻戶曉的定案依據，其遠離真實而不能說明問題，就更是自鄶以下了。胡風事件為什麼會產生呢？隻有經過幾十年類似事件的經驗教訓，才能有所歸結，即缺乏社會主義法製所不可缺乏的言論自由這個基本公民權。可歎的是，這點今天看來不過是常識的認識，不但當年法庭上的公訴人不認識或不得已而“不認識”，連被起訴的“莫須有”的受害人們也都莫名其妙，有如被催眠一般，被困在公訴人的思維邏輯之網裏，即令少數幾個例外者的清醒的聲音，也無不被壓滅在銅牆鐵壁之內。這就是說，當年或可避免胡風事件發生的唯一良方，隻能被發現、被認識於幾十年後的今天，卻不是當年促成胡風事件的社會進化條件所能提供的：一係列悲劇之所以不可避免，其原因大概就在這裏吧。
蘆甸逝世於1972年。他是從1955年起被監禁10年以後，又被送到一個繼續改造的環境，自覺自願地從事超體力勞動，以致腦溢血而亡。他不但在畢生鍾情的詩歌領域沒有實現基於自己的潛力的誌願，也沒有熬到1980年代初期的“平反”，更談不上到新曆史時期才能有的自我證明的機會：這是令他的在世的難友們扼腕歎息的。但是，從另一方麵來看，幾十年之後，人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那麼嚴重的胡風案件畢竟平反了，加在蘆甸及其難友頭上的種種不實之詞畢竟取消了，整個人文環境也比當年寬鬆多了，精神勞動的成功幾率也更有保證了———蘆甸九泉之下有知，當會深感欣慰吧。
本書作者為了寫這本評傳，多方搜集資料，反複修改原稿，終於將一位堅定的革命者、一位誠摯的詩人和一位不知疲倦的真理探求者的麵貌，重現在今天的讀者麵前，這是值得感謝的。我慶幸有機會寫這篇小文，同時也為亡友作為評傳的主人公感到高興。
2003年2月5日
本書指《蘆甸評傳》，中國戲劇出版社200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