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井同誌是在（上世紀）30年代參加革命的老同誌，50年代初曾經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過。當時我也在中宣部工作，卻無緣與他相識，可能是他離開之後，我才去的中宣部，或者因為他工作的部門是文藝處，我是在國際宣傳處，業務上本來很少往來。何況1955年，天降“胡風反革命案件”，我被視為“混入”中宣部的幾名“胡風分子”之一，沒有經過任何行政手續，就被“清除”出了黨的最高宣傳機關。
七年後，我從秦城監獄回到社會，被原單位中宣部安排到人民文學出版社。此前一年，文井同誌也已調任出版社的社長和總編輯。這時我仍然是一名戴帽的“胡風分子”，平日在社內和他見麵不多，談話更少。不過，我偶然聽到了他的一口湖北口音，那可是一種讓我感到意外親切的鄉音。我是湖北黃陂人（黃陂今天已經劃歸武漢），自從1953年調來北京後，就沒有回過家鄉了，而今經曆了人生難逢的重大變故，突然聽到熟悉的鄉音，我內心不禁湧起一種難以言表的激動。雖然我很清楚自己的“政治身份”，不會忘形陷入“同鄉見同鄉，兩眼淚汪汪”的心境，但在看不見的社會性的寂寞氛圍裏，文井同誌的鄉音畢竟往往成為我對於家鄉和人生的美好回憶的寶貴資源。
認識文井同誌前，我就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尤其是一位熱情而多產的童話作家。他的童話寫作，是他1938年去延安之後開始的。在如火如荼的戰爭歲月裏，他竟能寫出這許多純淨、柔軟、透明如水的兒童文學作品，我有時不禁想到，這是否證明作者心靈深處有著一顆天生的赤子之心呢？是不是這顆赤子之心，雖經多次思想鬥爭的熔煉，仍然始終不失其天真的本色呢？文井同誌在延安“魯藝”文學係任過教，算是老延安和老革命了，不過他不像有的老同誌那樣，身上有一股令人尊重卻又不敢接近的“老”氣，他可是一位值得尊重卻又沒有“老”氣的老革命啊。
“文化革命”開始後，文井同誌和我都進入了“牛棚”：他被當作“走資派”，而我則是一隻政治上的“死老虎”。很長時間，我們都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集訓班”裏，接受當時流行的“群眾專政”，而他更是集訓班裏“大批判”的主要箭垛。平日會下，他很少和其他成員交談；有時，隻見他在會議室一個角落，擺攏幾張椅子，躺下來睡午覺；有時，又見他黯然起身離去，接著被有的同班改動李煜詞句戲稱為，“無言獨下西樓……”
天陰的時間再長，總會有放晴的一天。動亂的“革命”時期終於過去，曆史開始撥亂反正了。不僅“走資派”之類蔑稱被扔進了曆史的垃圾堆，連沉冤25年的“胡風案件”也由新一屆黨中央的領導集體，遵照實事求是的傳統，列入了“平反冤假錯案”的議事日程。1977年，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恢複了工作，文井同誌雖兼任不少社會職務，這時仍是出版社的領導人。80年代初，公安部為我平反的文件下達出版社後，文井同誌發自內心地祝福我“重新回到人民的隊伍裏來”；我至今還記得，他以我所熟悉的湖北口音，對我說過他在1955年5月胡風被捕前夕，曾代表作協領導去胡風家和他談過話，隨後他坦率地說“這是組織分配的任務。我可沒寫過批判你們的文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