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老友周兄紹良之間，好久沒有走動了。我一直仿佛覺得，他仍在家裏養老呢。想不到，前些時女兒委婉告訴我他已去世，還說她代表我去吊唁過。我聽了，不禁悚然、慘然而又默然久之。日前李經國先生來訪，並惠贈他編的《周紹良友朋書劄》一冊；從中見到周兄的肖像和塑像，就像見到他本人一樣，更增加了我對他的懷念。
周兄，我們一直管他稱“老周”，是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同事，又是我在“五七”幹校的同學。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上班是1962年，他到出版社大概在50年代前期；我那時在出版社附設的編譯所，他是古典文學部負責小說的老編輯。“文化革命”以前，我和他還沒有密切的交往。“文革”期間，我作為“胡風分子”被“造反派”劃為“黑五類”；紹良因出身名門世家，交遊遍天下，加以生性坦蕩，快言快語，被視為“社會關係複雜”，雖不是革命對象，自然也不是革命動力。我們的相知是在“文革”以後的幹校期間。
1969年9月，中秋節前一天，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革命動力和革命對象，在解放軍宣傳隊的率領下，一齊離開北京，前往文化部的湖北鹹寧“五七”幹校，我們的軍管編製單位是“十四連”。在“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等口號的指揮下，這些文化人先借住在老鄉家裏，然後在荒地上脫坯、壘牆、架屋梁、安門窗，造出了一棟棟簡易的“幹打壘”宿舍。定居問題解決後，就開始“圍湖造田”的宏偉工程，決心把當地的斧頭湖開辟成一大片肥沃的圩田，並以革命的豪情，把它命名為“向陽湖”。那時我四十七八歲，被視為“壯勞動力”，先是和項背相望的出工大隊一起，每天從宿舍走七八裏土路，到向陽湖去從事大田勞作；後來被派到湖裏去長期駐守本連的工棚。老周當年已五十好幾，因年齡偏大，不能從事重勞動，便被安排到湖內專門負責給農田放水，可稱作“看水員”吧。我所在的工棚是出工人員的集散地，老周為了看水，來的次數最多了，這就是我們日後過從甚密的起點。
在那段無可奈何的幹校日子裏，幸虧我們有一個常談不衰的話題，就是《紅樓夢》。不過，周紹良可是名副其實的紅學專家，我卻隻是一個普通讀者，我們關於《紅樓夢》的交談也就談不上什麼學術交流。雖然如此，據我回憶，他當時有關的隻言片語仍包含著相當大的含金量。除了對前八十回的讚歎和景慕外，我們少不了對後四十回的得失進行切磋。關於後四十回，讀書界曆來分成兩派：少數派認為，它有不少精彩情節，使全書以完整的悲劇形式傳世，其價值與前八十回不相上下；多數派則以對前者的欣賞和敬佩為感情背景，對後者表示了可以理解的厭棄，甚至發出不足為訓的“狗尾續貂”的譏評。我作為普通讀者，既沒有成熟的、也不會有固定的意見；老周作為專家，自不同意多數派，但也不屬於少數派———用形象的說法，他認為，如果前八十回是一堆金礦，那麼後四十回並不就是一盤散沙，而是摻進了不少甚至很多金粒的沙盤，其價值的大小將與讀者眼光的高低成比例。這個卓見有他上世紀50年代初期所寫的兩篇名文為證，那就是沙裏淘金的《略談〈紅樓夢〉後四十回哪些是曹雪芹原稿》和弦外尋韻的《談〈紅樓夢〉後四十回與高鶚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