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幹校期間，他利用工餘時間，除了繼續研究《紅樓夢》，還讀了不少他的專業典籍，如《全唐詩》、《資治通鑒》等。幾年後，由於政策似有轉變，下幹校的革命群眾分期分批調回北京原單位，少數非“革命群眾”仍然留在鹹寧鄉下繼續接受“再教育”，老周和我就是其中的兩個。幹校為了“甩包袱”，把一批回不了北京的“老弱病殘”送到湖北丹江口安置起來，老周是其中之一，他回北京的時間可能拖到1973年。到1974年底，鹹寧幹校正式撤消，“十四連”（人民文學出版社所屬連隊）已經走空了，我最後負責押運沒有帶走的公共家具回北京；但正式的調令裏沒有我的名字，我把押運家具送到出版社的倉庫之後，竟然有“無地自容”之感。當時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在軍宣隊的領導下，已經被“革命化”了，不宜接收我們這批另類人物。我和另外幾個懂外文的原幹校學員，在賦閑了幾個月之後，終於被安排到出版局臨時組建的翻譯組，而被留在出版社的幾個同類，雖然個個學有專長，則被分去搞校對。老周雖然早一年回京，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也不可能再回古典文學編輯室了；1975年他辦了退休手續，這時還不到60歲。
從幹校回京後，老周還經常來找我，那時我住在琉璃廠。我們在家裏天南地北地聊完天，就去逛琉璃廠的舊書店。有一次，他、我，還有樓適夷（我們的老領導，也是最後離開幹校的校友），一起去轉“中國書店”。離開書店後，樓適夷開玩笑說，“老周跟書店的人熟，自然會有許多方便吧？”他不以為然地回答，“哪裏，哪裏，經過文化大革命，我早用不著這種‘方便’了。”老周是美食家，熟悉北京館子的風味，時常邀朋友共同進餐，記得我們去過琉璃廠附近的“晉陽飯莊”吃山西烤饅頭，還去過西四一家老字號吃過“三不沾”。他對什麼愛好都精益求精，對美饌的研究不次於對墨的研究，後者是他的另一長項。
“四人幫”倒台，我從翻譯組回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到1980年“胡風案件”平反，我才正式恢複“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這時，周紹良在佛學界的社會活動多了起來，後來當了佛教協會的副會長，又擔任政協委員的職務。我們的聯係慢慢少了，但我心裏一直還惦記著他，常常從報刊上關注他的學術活動和社會行蹤。我退休後，譯了一本《浮士德》，書印出來，曾由女兒給他寄去過一本；他則回寄了一本他新出的《百喻經今譯》，這是他多年前就想翻譯的一本書，也算是又一次感情交流吧。
人老起來，總是回憶多於希望。我幾次想去找他聊聊往事，特別想向他請教一下《金剛經》。讓女兒打電話詢問他的住址，才知道他的耳聾比我的還嚴重，也就遲遲沒有動身。想不到，實在想不到，我們竟然永遠不能再見了。
2006年1月
刊於《隨筆》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