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抓革命，促生產”、“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等革命口號的統一指揮下，從北京下放鹹寧的這一大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書生，當時稱為“五七戰士”，頭一年居然創造了一個人們預料不到的奇跡。他們先臨時借住在老鄉家裏，在一片荒地上自己脫坯，自己壘牆，自己架屋梁、安門窗，為自己造出了一棟棟簡易的“幹打壘”宿舍；然後轉而進行“圍湖造田”的大事業，把鄂南的斧頭湖開辟成一大片肥沃的圩田，並給它起了一個革命化的名稱：“向陽湖”。從宿舍到向陽湖大田約有七八裏路，全體戰士除病號外，青壯老弱一律出勤，風雨無阻。適夷同誌在這場草創階段的戰鬥中，並沒有因老邁年高而落伍；他在大田雖不能參加插秧、灌水、割稻、脫粒、扛包等重勞動，但在送秧、拾穗、看場（曬糧時防雀鳥）、燒開水、洗炊具等不少勞動項目中，都可以看見他的身影。他每天跟著大隊人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雖然往往和另幾位老戰士落在後麵不遠，畢竟沒有掉過隊。有時還看見他一個人，披著淡紅色透明雨衣，拎著一個小馬紮，彳亍在窄狹而泥濘的土路上，甚至還聽見他跟著高唱幹校校歌：“我們走在五七道路上，精神抖擻，鬥誌昂揚……”實在令人有說不出的感奮！
話雖這麼說，硬幣還有另一麵。這些原來各有專長的“五七戰士”客觀上，在軍管人員眼裏，在當地農民的心目中，其實不過是文件上所說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充軍”到這裏來，就是為了接受“勞動改造”的。此前在北京，就有過一位軍銜較高的政委，在向連隊作報告時，直言不諱地把聽眾當作敵人，指著台下聲色俱厲地說：“依得從前的做法，你們這些人，早該用機槍掃了！”這番話當即引起議論紛紛。來到幹校，一些農村兒童衝著一個戴手表放牛的原文化部某處長笑罵：“小劉少奇！小劉少奇！”也就不奇怪了。正是這個時候，樓適夷家裏給他寄來一個包裹，軍宣隊先打開來檢查，原來是幾聽營養食品罐頭，為了進行階級教育，便把它們作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證據，擺在連部門前示眾，當然收件人根本不便去問，更不能去領，隻好算是請客了。
本來“抓革命”和“促生產”是連在一起的，但在幹校，前者顯然重於後者，這也表現在軍管人員的各種言談中。且說十四連第一年豐收，由於沒有一個容積適當的倉庫，幾十個飽滿的糧口袋逐一束緊之後，隻得一齊堆在工棚對麵臨時開辟出來的打穀場上，再用苫布把穀垛覆蓋起來。想不到鄂南秋季多雨，雨下上一個多星期，等天晴太陽一曬，一個個穀垛便像蒸籠似的冒出乳白色蒸汽；過幾天就看見從垛底口袋伸出了一根根嫩芽；再不久就聞到一陣陣腐爛的氣息；到最後，全部豐收成果變成了一大堆令人無可奈何的糊狀垃圾。全連“五七戰士”辛苦了一年，麵臨顆粒無收的下場，個個不勝傷感，適夷同誌甚至含淚說道：“這麼多人的汗水，都給糟踐了，想當初日夜鏖戰，真是何苦來喲？”這句話傳到軍宣隊的耳朵裏，被認為是“給革命幹勁潑冷水”，也就是“放毒”，便由軍宣隊指導員出麵，及時進行“消毒”批判：“我們要算政治賬！大家經過勞動鍛煉，知道自己過去養尊處優的可恥，說明每個人都大有收獲嘛！隻從物質看問題，拿生產抗拒思想改造，是一種階級鬥爭新動向，是完全錯誤的！”這時，北京正在批判“唯生產力論”，批判和革命對立的“純生產觀點”，像適夷同誌所流露的那種傷感情緒，其實當時人人難免（事過境遷，才聽說圍湖造田侵占江湖水麵，減少蓄洪容積水量，常會造成水災，故幹校解散後，當地軍民隨即掘堤放水，恢複原有魚遊蝦跳的湖麵，“向陽湖”又改稱為“斧頭湖”，這是後話）。
再說運動初期被錯誤衝擊的幹部和群眾，大都經過落實政策，離開幹校，回到了北京已經革命化的原單位。整個文化部幹校在1974年正式結束之前，已從最初幾千人的盛況，變得隻剩五十人不到；十四連隻有十來個人，包括照管公共家具的勤務員及其家屬，再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五個人。這段日子，他們除了忙自己的夥食，已不再從事任何勞動；在空蕩蕩的幹打壘宿舍裏，每人可占用一兩間房，過著閑散、逍遙的日子。樓適夷年紀最大，有時請假回北京住一段時間，別人便托他到自己家裏去看看，偶爾還來回捎點東西，他竟不顧年邁體衰，從東城跑到西城，去完成這些本可推卸的任務：現在回想起來，我仍不能不感激他，而且佩服他。回到幹校，平日沒事幹，大家除了遊山玩水，便是采購周圍鄉民推銷的土特產，包括當時被吹噓得神乎其神的靈芝。一天，適夷同誌高興地看見一枚湯碗大的靈芝，可惜被另一個人買去了；他便要求那人讓給他，對方不肯，雙方於是爭執起來，搞得頗不愉快；後來，經過第三者調解，他終於得到了那枚罕見而並無多少實用價值的靈芝。現在仿佛還看得見他當時為那枚靈芝而高興、焦急、憤怒、歡喜的表情變化，我終於發現這實在是一個純真可愛的老兒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