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夷同誌知道我和胡風的關係，卻從沒有同我談過胡風。其實，他和胡風、雪峰都很熟，可以說是老朋友。他們幾十年的關係，在他寫的《記胡風》一文（載曉風主編《我與胡風》）中，有詳盡的記述。其中不少往事頗能反映他的性格和態度，例如他坦誠地寫到，在反胡風運動中，為了站穩立場，他也曾隨大流，和幾個朋友“湊在一起，決定做檢討……洋洋灑灑一大篇……得到了稿費……大吃了一頓。吃得酒醉飯飽，高興自己‘過了關’，可沒想到胡風怎麼在過日子”；同時又寫到，他晚年“在北京的醫院裏見到胡風時，想到胡風落井，眾人投石，其中有一塊是我的。心裏隱隱作痛”。在該文的附注中，他還根據材料和曆史事實證明，當年“不知真相的黨內外同誌，向魯迅先生警告對胡風的嫌疑，而受到先生的拒絕，就完全可以理解的了”；同樣還證明，“雪峰同誌是了解胡風與黨的關係的，所以一到上海馬上見胡風，並不是‘很奇怪的事’。”此外，他還動情地提到，胡風晚年曾經寫信要求他“通盤考慮”，向中央全麵反映對於已經去世而尚未平反的馮雪峰同誌的曆史評價；同時建議中央總結“曆史教訓，考慮今後文藝運動的組織形式，成立真正民主集中機構，……”讀著胡風的來信，他雖然“全身細胞感到激動”，卻感到無力“完成（這個）囑咐，隻附了一個短簡，把原信轉給一位中央領導同誌去了”。
到90年代，適夷同誌已進入耄耋之年，因病長期臥床，我曾去看望過他；聽他的夫人黃瑋同誌說，他很堅強，在同疾病作不懈的鬥爭。纏綿病榻好幾年，他終於撐到21世紀，幾近期頤（1905～2001），才告別了他寄托很大希望的人世。他故世以後，我總想寫點什麼，紀念一下這位老前輩，因為我和他畢竟有過四年的上下級工作關係，又是八年的棚友（“牛棚”）加校友（幹校）。對於他豐富的一生，我由於閱曆有限，知之甚淺，隻好就個人與他接觸所得的一點印象，寫出一篇“漫憶”如上。在我的心目中，樓適夷同誌作為文化人，雖然在習性上未能免俗，畢竟是一位具有博大愛心的和豐富感情的革命戰士，還是一位真正的愛憎分明的文學家。一般作家、翻譯家詞典有時可能漏掉他的名字，但他的著譯等身的業績必將長留人間。還記得，他曾幾次向我談到，毛主席引用過這樣一句古諺語：“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這是在什麼背景下，怎樣被引用，怎樣被傳出來，在當前政治形勢下應當怎樣理解？他沒有對我講，我也無從揣測。不過，不論是出於欣賞這句諺語，還是重視它的引用者，適夷同誌如此津津樂道這件掌故，聯想到他平日待人接物，胸無城府，我覺得，這不能不同時映襯出他本人大度兼容的雅量和大處落墨的高致。
2004年
原載《新文學史料》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