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詩譯自《1996年度美國最佳詩選TheBestAmericanPoetry》（詩人、作家、女權主義者艾德裏安娜·裏奇AdrienneRich編選，詩人大衛·萊曼DavidLehman主編《斯克裏布納平裝本詩叢ScribnerPaperbackPoetry》之一）。據編者介紹，作者王平1957年生於上海，1985年移居紐約，詩作常見於《世界》、《硫磺》、《芝加哥評論》、《護符》、《西岸》、《江城》等刊。本詩初刊於《硫磺》。譯者所以把這首詩翻譯出來，不是沒有緣故的。
首先，這個題材經過作者的藝術處理，實在令人感動，並引起人們的思考。詩中幾位主人公離開了父母之邦，向不可知的異域拿自己的生命冒險，後麵是“叛逃”的罪名，前麵是“偷渡”的懲處。他們所以要走這條實在不該走的絕路，看來不是出於另一層次的所謂“不同政見”，而隻是為一種愚昧的幻想所驅使，希圖在異國憑自己的勤勞雙手，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而已。想不到一個個失足落水，成為有家歸不得的遊魂。對於這些日夜朝著遙遠故國呼喊的遊魂們，我們能夠隻是厭憎、鄙視，而不是憐憫、拯救麼？詩人用筆將他們從沉淪與泯滅之中打撈起來，為他們唱了一首《呼喊的靈魂》之歌，不也可以說是一種“拯救”麼？
其次，或者說，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創作方法引起了譯者的感慨。這個題材本身很動人，使作者對它產生非寫不可的欲望和情結，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首詩之所以成功，不能歸之於過去風行一時的所謂“題材決定論”，而在於客觀題材和作者的主觀感情貫穿整個創作過程的激蕩和融合：詩人正是這樣，才得以將讀者引向生活海洋的深處，向他們展示了其中觸目驚心的險濤惡浪。這就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特別在詩歌領域可以這樣說。事實上，這種方法在40年代曾經是不容否認的主流，但多少年來可歎是很罕見了。隻因它長期在非詩的生態環境下，遭受兩方麵的歧視和排擠，以致不得不萎頓下來，日漸失去它所應有的活力。先是50年代“題材決定論”的推行者們，為了文學史以外的原因，以民歌、舊體詩的格律拘束和壓抑詩歌藝術的創造精神，摒棄並抹煞現實主義努力的既有成果，使新詩發展形成幾近荒蕪的歉收。“題材決定論”之所以必須反對，是因為它忽視作者的主觀能動性，以題材本身為萬能，認為隻要掌握了“重大題材”，就可以產生傑作；殊不知題材的重要性不在於本身，正是按照作者主觀激情的突擊深度，它才能發揮其固有的藝術感染力，而這種在其自在狀態未經開發的感染力，落在“題材決定論”的實踐者手中，幾乎無例外地被葬送掉，這是經過無數事實證明了的。到了80年代，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又出現了相反的局麵：在新文學的有生力量破土而出的同時，更多反現實主義的沉渣趁機泛起，並經過某些人士的推波助瀾，直到世紀末，特別是在詩歌領域，又出現了幾乎令當年的推動者也難以首肯的怪現象：或者以淺薄陳腐的風花雪月自得其樂；或者無病呻吟，作受難狀，以示深沉；或者以化妝的概念、翻版的夢囈、調味的牙慧實行傳銷；或者直接向國外買櫝還珠，進口種種語言廢料，公然以非詩充詩，直至圖案化、密碼化、符咒化，等等。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僑居海外的這位青年作者的這首進入英語詩壇的詩如能打動我們，難道不值得進而思考一下現實主義在國內的命運麼？
1999年
刊於《黃河文學》199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