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個純讀者的身份為本書寫序,不妨從一點有關回憶寫起。正如今天一些學者口頭筆下離不開“現代”、“後現代”之類,(20世紀)50年代上半葉關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係”的話題,已經開始在戲劇界以至文藝界不脛而走。這未必是出於當年“一邊倒”國策的鼓勵,毋寧是中國學術長期對於與世界學術接軌的熱切期待使然。雖然這個“體係”早在40年代已有過吉光片羽式的介紹,這時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它的傳播和普及卻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幸運的觀眾隨即親眼見到按照這個“體係”導演的契訶夫戲劇的精湛演出,據說台下和台上果然發生了強烈的前所未見的情緒共振,而各派表演藝術家或者似乎找到了提高今後藝術實踐的金鑰匙而不勝欣悅,或者在這幾次國際水平的戲劇演出中印證了自己多年積累的藝術經驗而分外高興。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係要求演員將自己過去體驗和積累過的情緒投入戲中,在內心徹底認同所飾演的角色,這個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遠不是一蹴而就的。觀眾或演員對於演出的積極反應並不表明,他們對於這個“體係”真正非常理解和掌握。對它的思考和研究仍然停留在專家學者的圈子裏,這在當時未始不是正常的。
與此同時,即50年代末期,幾位青年德語學者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布萊希特戲劇兩卷集》(1958年),收錄了當時盡人皆知的《膽大媽媽和她的孩子們》、《高加索灰闌記》等代表作。這位德國戲劇家當時在中國的知名度雖不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但他們在國際上同樣名聞遐邇,而且據說在戲劇觀的基本原則上,他們還是針鋒相對的。照說這部戲劇集的出版,本應引起中國讀者和觀眾的興趣,難以想象或者也可以預見的是,這片戲劇新綠不但在一般讀者中間被視若無睹,就是戲劇從業人員對它也遠沒有當年對於斯氏體係那樣熱衷。從當時的大小氣候來看,這位德國戲劇家在中國初次登台所麵臨的冷遇完全不足為怪。多年的戰亂及其餘波,以及人們隨之對異己事物的疑忌,嚴重挫傷了人民大眾的文化接受力。廣大讀者觀眾這時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對斯氏體係也不甚了了,對它的對立麵則更是漆黑一團,自難有起碼的興味可言:這就是所謂“小氣候”。至於“大氣候”,人們不難記起,正當專家學者準備對這兩位戲劇家進行比較之際,文藝界的新形勢、新氛圍、新探索、新追求一律化為曇花一現,接著一切藝術部門一齊進人了沉寂和喑啞,達幾十年之久。
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民文學出版社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將那部《布萊希特戲劇兩卷集》加以增訂再版,除保持原有內容外,補充了《伽利略傳》、《三毛錢歌劇》等名作。同時,舞台上還推出了由布萊希特專家導演的《伽利略傳》、《高加索灰闌記》、《三毛錢歌劇》等劇的演出。這樣,這位傑出的德國無產階級作家、文藝理論家在戲劇創作方麵的總體成就,開始比20多年前更合時宜地擺在中國讀者麵前;像50年代談論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樣,這時談論布萊希特在文藝界也似乎成為時尚。不僅是戲劇從業人員,連一般讀者觀眾都被引發了很大的求知欲,他們似乎知道很多,但還希望知道更多,特別對於布萊希特的理論和實踐這類聞所未聞的新事物。顯而易見,改革開放的大氣候影響了、也就改變了人民文化生活的小氣候。如果說50年代是專家學者走在讀者觀眾的前麵,對他們的欣賞趣味進行試探和引導,那麼80年代則反過來,倒是讀者觀眾走在專家學者的前麵,對他們的啟迪和開導發出呼籲了。當年人們對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體係,雖說從舞台上受到過一定程度的感動,實際上還很難說有較深刻的理解;今天他們對於布萊希特的新戲劇觀及其革新工程,盡管充滿了好奇心和興趣,如果沒有必要的幫助和啟發,包括改變既有的欣賞習慣,恐怕也很難有所收獲。具體說來,對於布萊希特那幾出劇目的演出,如果沒有必要的幫助和啟發,一般觀眾恐怕很難越出“陌生”感或“間離”感的限製,達到作者所期待的客觀觀察和主動思維,從而得出對劇情應有的結論。看來,布萊希特的理論和實踐真正中國化,也就是中國讀者觀眾的新的欣賞趣味的形成,遠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還需要熱心的專家學者加以解說、鼓吹和推廣。為此,不能不懷念曾經為介紹布萊希特盡心盡力的老一輩著名戲劇家黃佐臨先生;而對布萊希特進行全麵的研究和普及,則有待於新一代的德語學者了。
說到這裏,多虧當年的教育當局,在優先普及俄語教學的同時,還培養了大批其他大語種人才,包括德語人才。到50年代後期,新一代德語學者紛紛問世了,他們和其他語種學者一起,為我國新時期的國際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積累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自然也就為在中國全麵介紹布萊希特的戲劇觀及其他新文化、新思想提供了堅實的可能性。在這些德語學者中間,本書作者餘匡複教授就是卓越的一位。幾十年來,他在從事高級德語、德語文學教學工作的同時,一直不懈地致力於撰寫、編纂、發表有關德語文學的作品:先是係統介紹德語文學的曆史,如《德國文學史》、《戰後瑞士德語文學史》、《當代德國文學史綱》等;繼而潛心攻研歌德,寫出了富有學術品味的《歌德與浮士德》、《浮士德:歌德的精神自傳》;現在他開始係統介紹布萊希特,將以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和新穎而確切的觀點彌補學術界在50年代即已感覺到的缺陷。除了我們麵前的這部《布萊希特論》,與之對應的還將有一部《布萊希特傳》,這兩部著作像他的其他著作一樣,材料豐富,知識淵博,一貫采用平易、生動而科學的語言,把陌生而艱深的學術內容向讀者娓娓道來。我作為原稿的讀者,相信它們對於布萊希特的理論和創作在中國的普及,將會起到水到渠成的積極作用,從而成為我國布萊希特研究者們心愛的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