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效果”的應用範圍並不限於戲劇創作方麵，本書還以獨立的章節介紹布萊希特曾將它同樣應用於小說和詩歌創作。這兩個文學部門雖然缺乏戲劇所具有的直觀性，卻由於閱讀過程所擁有的思考空間，而具有廣闊試驗的可能性，並引起人們濃厚的興趣。如何在小說、詩歌創作中（例如在卡夫卡式的小說、超現實主義詩歌以及中國的光輝典型阿Q身上）適當運用“陌生化效果”，將比在戲劇創作中更能促進讀者思考，以致產生同等或更大的醒悟或幻滅作用，看來值得整個文藝界認真加以探討。此外，“陌生化效果”作為一種文藝創作的創新手段，已經具有廣泛的國際影響，擁有不少著名的同路人和後來者，如F.Dürrenimatt，T.Dorst，M.Frisch，P.Hacks等等。這個創新手段究竟隻是一種可供選擇的手法，甚或一種可以隨便使用的“工具”，還是應當看成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有機組成部分，布萊希特專家們似乎有進一步加以研究之必要。如果不把“陌生化效果”單純看作一種手法或“工具”，而是將它同現實主義聯係起來，那麼從作者的一些傑作所反映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生活現實來看，我們不難認識到，這種方法不僅表現了勞動人民承受勞動重負的堅強和善良，更揭示了這種品質所包含的各種精神奴役所造成的安命精神的內容；而且還指出前者可能轉化為改造世界、創造曆史的解放要求，而後者卻又把這種要求禁錮、麻痹、窒息在“自在”的狀態中。讀者一旦通過作品的藝術力量，認識到這個矛盾的社會內容，就一定會覺悟過來，感奮起來，從而達到作者所期許的目的：這也許就是“陌生化效果”所包含的現實主義力量吧。
本書除了從文學藝術方麵對布萊希特作了周密而深刻的評述，還特地專門介紹了一般讀者更感興趣的、關於主人公作為一位國際著名作家、戲劇家和文藝理論家的政治態度。本書作者以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資料表明，這位親身經曆過全人類反法西斯戰爭的文藝戰士堅決擁護社會主義製度，以實際行動與他晚年回歸的民主德國保持一致，盡管後者領導人犯過一些錯誤，尤其是文藝政策方麵的錯誤。他曾經站在支持民主德國政府的立場上，痛切批判過後者的錯誤，包括經濟建設、文藝政策等方麵的主觀主義、行政命令作風、短期行為等。在1953年“6·17”罷工事件中，他明確認為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是合理的，但是不應當反對自己的政府，同時他更主張政府直接與工人對話以求溝通，而不能把上街遊行的工人群眾一律視為“壞分子”或“敵人”。不難看出，布萊希特對於民主德國和蘇聯的政治態度始終是矛盾的：盡管為它們的種種錯誤感到痛心，卻沒有忘記它們同納粹法西斯作過殊死戰鬥的曆史功勳。他有過一句令人思索的名言：“充滿錯誤的社會主義總比沒有社會主義要好！”通過本書這樣全麵而切實的評述，我想，我國讀者將會感同身受地對布萊希特更加有所理解，甚至感到親切，雖然我們也會同本書作者一樣認為，“充滿錯誤的社會主義”畢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它將破壞人民群眾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和信念，甚至會造成一部分群眾“拒絕社會主義”的惡果。
這篇小序不便再延宕讀者閱讀本書的興致了。在停筆之前，隻想重複說一遍：我為本書寫這篇序，純粹出於一個讀者的身份，既不能為它的暢銷在市場上爭取先機，也不能為其複雜而陌生的學術內容的深入淺出替作者分勞。寫序的任務之所以為我所接受，其實完全有賴於作者和我一致看重的友情。這種友情是相當metaphysisch的，無非是他和我對於德語文化的共同愛好，我對他向我們介紹德語文學的熱情和成就所產生的欽敬，以及我們對於多災多難的中國學術在作者這樣堅實的開拓者的努力下有朝一日總會與世界學術接軌的厚望。正是這樣，即使今天輪到序跋之類（包括為人寫序）遭受酷評家們的惠顧，我也在所不計，反而以為這部自會有讀者認識其價值的鴻篇巨製敲敲邊鼓為榮。
2001年五一勞動節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