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小學六年級的同班同學和一位僅教過他們一年政治課的老師之間的師生情誼，保持了整整五十年，而且還正向下個世紀延續著。這也許算是個小小的奇跡吧！
正月初一淩晨，江雪辰從沈陽來電話，告訴我不要給楊敬純老師電話拜年，更不要去看她。她現在心腦血管梗塞發作，正靜臥治療，經受不住興奮刺激。七十五歲的老人了，又一生坎坷，多災多難，她能熬過去嗎？我甚為焦急和憂慮。五月一日雪辰又來電話，說楊老師的病情大有好轉，已能下床在室內活動了，沈陽的幾個同學已約定，5月6日去看望她。問我前列腺切除後，身體恢複情況，能否如約前往。我連忙說：“我一定去，一定去！”
我們和楊老師的師生情是從沈陽剛剛解放開始的。1949年春季一開學，我們就讀的西塔小學來了一位一身女八路裝束的青年教師——楊敬純，立即成為全校的新聞人物，在廣大師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楊老師擔任我們六年級的政治課，和她的接觸自然也就多了起來，我開始和共產黨員有了交往。她那樸實無華、娓娓動聽的教學風格，諄諄言語，由淺入深的教學藝術；她那平易近人，和藹可親的師長形象，立即受到了同學們的尊重和信任，尤其是她給我們講了那麼多有關共產黨是幹什麼的，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的革命道路，講楊靖宇、趙尚誌、李兆麟、趙一曼、夏紅秋等抗聯烈士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她那人格的魅力和革命者的風範，磁石般地吸引著我們。我和雪辰、侯振聲、黃士信等同學，開始常到她家裏去，談這談那，她則向我們談人生，談理想，鼓勵我們讀高中、上大學。我們師生之間的情結，就這樣開始凝聚了。
1950年初，楊老師調到府北小學任校長，我們也分別上了初中後，還依然常去她家談心。年末，我和侯振聲被批準參軍後，她帶領幾名同學，在北市場一家相館拍了一張為我倆送別的照片（這張相片雖然已經發黃了，可至今我仍然珍藏著），對她當時喜憂參半的複雜感情，四個月後我才理解。
1951年3月，在我與侯振聲即將入朝參戰之時，並未將此事告訴楊老師和雪辰，直到入朝後的四月，我才給他們寫第一封信。而這第一封信就向他們報告了侯振聲同學在入朝後的第十七天，即四月十日就已犧牲的不幸消息。
1953年12月20日。我因公回國，順便請幾天假回家探親，晚上！雪辰陪我去看望楊老師，他告訴我說，楊老師現在是文廟小學校長。她拒絕了好幾位廳局級老幹部的追求，和一位某大學曆史係畢業，現在是市三十中學曆史教師戴舒蔭結婚了，就住在文廟小學。我對楊老師這種不慕榮利、不攀附權貴，願與知識分子結為終身伴侶的操守與誌趣，一股無限敬佩之情，從內心深處油然而生。可誰又能料到，正是她這一令我讚歎不已的操守與誌趣，造成了她大半生的不幸。
雪辰進屋就喊上了：“楊老師，你看誰來了，”我在門口整理一下軍容，也跟著進去了。先給戴老師敬禮，給楊老師敬完禮後，她才認出我來，一把抱住我就哭了起來，邊抽泣邊喃喃地說：“就回來一個，就回來一個……”我來看望她，固然使她驚喜，但更多的是因為再也見不到侯振聲同學而悲傷。她給我摘下軍帽，撫摸著我佩帶的短槍，仔細端詳著我，又破涕為笑了。瞅著戴老師頗為驕傲地說：“你看我的學生多英武啊！”我向他們講述了侯振聲犧牲的情況和我所知道的朝鮮戰爭大概情況。這些話題差不多了，戴老師才有機會和我說話：“聽楊老師說你很喜歡文學和曆史，在戰場上仍不忘讀書學習，這很好。但首先你要讀懂、讀通、背會這本書。”說著從書櫃裏抽出係列本的《共產黨宣言》遞給我，並接著說：“不讀這本書，你就不懂中國革命，不知道為什麼喊毛主席萬歲……”正是遵從戴老師的教誨，我才開始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從文廟小學出來，已是午夜時分，雪下得更大了。
從此之後，我每次回國，都要到楊老師任校長的同澤二校、三十中學新住所去看望楊、戴二位老師。1957年8月，我回國休假，到家的第二天，從小西門上車，去三十中學楊老師家。車到一經街，我從後邊看見楊老師從中門上車，我邊喊楊老師邊向前擠。不料想楊老師神色惶恐地扭過頭去，根本不想理我，刹那間我蒙了，不知所措。到桂林街車站，她回頭看看我，點點頭就下車了。我下車跟在她身後，來到三十中學校門口對麵的一小片樹林裏，待我走近向她行禮後，她流著眼淚對我說：“戴老師已被打成‘右派’了，為了不株連你們，今後不準給我寫信、打電話，更不準再來看我，別為我擔心……”還沒等我醒過神來，她雙手掩麵，跑進校門去了。我呆呆地怔在那裏，不知該如何是好。真不明白，一個要求我背誦《共產黨宣言》、讀馬列主義的人，怎會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呢！在這種情況下，楊老師還在關心愛護著她的學生。她那失神的目光，消瘦、蒼白的臉頰，跑去的背影，都已鐫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