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具有歐洲高級知識分子的審美趣味，因此開始時曲高和寡。然而，一旦進入他的世界，就會發現他的世界是一個寶藏。他的語言是第一流的現代漢語，《靈山》的每一節都是具有內在情韻的漂亮散文。他創造了沒有判斷、沒有分析、沒有“因為——所以”的語言流，很精粹，很乾淨，很有音樂感。他的戲劇，每一部都不重複自己，他把中國的“寫意”方式帶入戲劇，而且推向極致。我最佩服的是，他竟然能把最難捕捉的人的內心狀態呈現於舞台，把不可視的東西化為可視、可審美的藝術形象，創造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狀態戲”與“心靈戲”，真了不起。他的繪畫，也是高度寫意，畫的不是“色”，而是“空”，不是“物相”，而是心相。中國現當代作家寫出了許多很好的作品，但沒有一個像高行健，其作品如此具有“道味”、“玄味”、“韻味”，請注意，不是“味道”，而是“道味”。高行健和莫言、鄭義等作家不同，他創造的不是“熱文學”，而是“冷文學”，（兩者我都欣賞）。冷文學不是冷漠文學，而是冷觀文學。支持這種文學的是一種從現實世界抽身出來而進行冷靜觀察的觀省美學。高行健的理論專著《另一種美學》講的就是這種美學。這種美學拒絕尼采式的自我膨脹，也告別浪漫激情，甚至也告別悲情，它隻是冷觀，如日神般地進行審美觀照。因此，我們可以說，高行健的寫作出發點，不是歌德、拜倫式的激情，而是卡夫卡的荒誕意識。他和卡夫卡一樣，冷靜地觀照世界的生存困境。但他又不重複卡夫卡，他既有卡夫卡的外觀——觀看外部世界的荒誕，又有卡夫卡缺少的“內觀”——觀看自身內部的混沌與荒誕。禪對高行健的啟示是多方麵的，禪不僅幫助高行健從各種社會關係中抽離出來，“逃亡”出來，從而獲得一種真正超脫的立身態度和審美態度，而且幫助高行健開掘“自性”，推動高行健不斷開掘自性，呈現自我世界中的天堂與地獄。他發現人的主體三重性，從“你、我、他”中抽出一雙自我觀照的中性的眼睛，創造了以人稱代替人物的新文體，成功地完成了一項傑出的寫作實驗。可惜許多中國作家無法麵對高行健，無法進入他的深邃世界。我感到高興的是自己能從高行健作品的精神內涵中獲得啟迪，從而擴大了內心的大自由。高行健的《八月雪》，讀者可能會誤認為是宗教戲，其實，是個身心大自由的戲。慧能是個宗教領袖，但他沒有任何偶像崇拜，名滿天下之後，皇帝請他到京城當“大師”，但他斷然拒絕，最後他甚至打破傳宗接代的衣著。這個慧能形象，其實是高行健自身的形象，整個戲講的是得大自在的真理，從各種外在幻相中逃亡的真理。看了這個戲，我的身心頓時感到一種大解放。歌劇《八月雪》在台北、馬賽演出獲得很大的成功，一定有許多人也感悟到如何得大自由、大自在的真理。高行健獲獎之後，有人誤認為他逃避一切，其實，他隻逃避市場，逃避集團意誌，逃避政治控製，並不逃避問題，並非象牙塔中人。他對人類普遍的問題，不僅介入，而且介入得很積極，很深。隻是他不從政治層麵上介入，也不從意識形態層麵介入，而是從他自己選擇的層麵即人的生命價值層麵介入，也可以說從存在意識層麵介入。因此，他的思索擺脫了中國作家往往難以擺脫的三個框架：一，國家框架和民族框架。二，“持不同政見”的政治框架。三，本族語言框架。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高行健是第一個如此進入普世性寫作而獲得成功的作家，並且是用雙語寫作（中文和法文），豐富了世界文學。
關於文學批評家與作家之間的距離
問：您被稱為發現了千裏馬的“伯樂”，與高行健的距離很近。被他稱為“知己”。作為一個文學批評家如何保持與作家之間的距離？
答：無疑，批評家與作家應當有距離。擁抱得太緊就會影響到客觀評價。應當盡可能地保持距離，保持文學批評的獨立性。但是一個作家也需要他的知音。劉勰的《文心雕龍》的《知音篇》就談到“知音難求”這個問題。他說作家、評論家生活在同一時代，時間上太近，而人的精神弱點恰恰又是貴遠賤近，貴耳賤目，所以不能充分評價同時代作家。我和高行健一直有很長的空間距離，他在歐洲，我在美洲、亞洲。但我仍然遠遠地看他，同時也遠遠地看其他文學才俊，並無偏見。
關於馬悅然教授是否是“文學大師”問題
問：您稱馬悅然教授為“為方塊字鞠躬盡瘁的文學大師”，如何理解。因為一般人認為馬教授算是翻譯家，方言研究專家。
答：“大師”二字是不可以輕易用的。我反對人們自稱大師，但在內心裏卻要把某些同代人尊為大師。曆來都把陀思妥也夫斯基稱為文學大師，但很少人會把最先發現陀氏的文學批評家格利羅維奇（《祖國紀事》編輯）稱為大師。我想改變這種觀念，把文學選擇、文學眼光、文學評論看作和創造作品一樣是一種非常艱難的事業。馬悅然從青年時代就獻身中國文學研究事業。他翻譯《水滸傳》和《西遊記》是個巨大工程。不能僅僅視為翻譯，這裏包含多少文學素養，隻有內行人才知道。他還翻譯了從魯迅、沉從文到高行健等一千多種現、當代中國文學作品，這裏麵的閱讀功夫、選擇功夫、語言轉換，非有大師的素養不能完成。馬悅然能在浩如煙海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中，選中高行健、李銳、北島，說明他的眼光不是一般批評家的眼光，是大師的眼光。我的文學理論著作，表述得相當艱深，但他在一九八七、八八年就發現其價值，在海外，他是很早的一個。我的“大師”標尺，不光衡量作品，還衡量“精神”，衡量“眼光”，衡量“行為”。釋迦牟尼和慧能沒有作品，卻是超級大師。衡量作家也不應隻看他出了多少詩集、文集，而應該看他的精神整體、精神總量，看其抵達和突破的難度。
關於宗教信仰
問：您現在有無宗教信仰？
答：我覺得任何職業都需要有一種宗教情懷，醫生如果沒有宗教情懷，就不是最好的醫生。有朋友勸我信仰基督教，我曾經半開玩笑說，我不能從“人的主體性”走到“神的主體性”。但我覺得應當學習基督，應當有基督心腸，文學家應當有大慈悲的精神，才會有高遠博大的境界。徹底唯物主義的作家，注定隻能是個小作家。王國維發現李後主（李煜）的詞了不起，是因為他有釋迦、基督負荷人間苦難的大情懷。這是了不起的發現。《人間詞話》最卓越之處正是在這裏。我也喜歡禪宗，但我覺得到了六祖慧能的禪已擺脫宗教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