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文學放逐國家的人——答馬來西亞《星洲日報》記者方路問
一九九四年八月，文學理論家劉再複教授從美國第一次抵達吉隆坡，參加由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聯合會主辦的《中華文化邁向廿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在大會上提呈論文《大陸小說文本中文化觀念的變遷》。
他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時，因呼籲“救救孩子”而被逼離開中國土地。
他在海外漂泊期間，開辟了第二人生，麵對過諸多困難，尤其在精神上承受巨大的寂寞。但是，盡管處於逆境中，他仍秉持一貫的寬厚，以客座教授在美國許多大學進行學術講座和創作。
這次專訪一九九四年八月七日傍晚在吉隆坡明閣酒店進行，談訪中，他講述離開中國後重新進行思考的經過。
實現作家個人情感本體的價值
方路（下稱方）：請您談談這幾年在海外以文學放逐國家的心態和看法。
劉再複（下稱劉）：一九九二年我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客座教授時，曾在“國家、社會、個人”學術討論會上提出“文學對國家的放逐”這一新命題，這也是我在海外的一種創作心態。通過這一命題，我希望自己，也希望中國的作家朋友們能夠具有一種區別於屈原式的“被國家放逐”的消極心態，也區別於捷克作家常講的“自我放逐”的無可奈何心態，而采取一種“放逐國家”的積極心態。
這種心態如何轉化成創作觀念和創作方式，就可以區別現在仍然在台灣、海外流行的“鄉愁”模式，獨創出另一文學境界，我現在正在作這樣的嚐試。我寫作多卷的《漂流手記》，第二卷《遠遊歲月》已出版，第三卷《西尋故鄉》也接近完成，這三卷的創作觀念就是放逐國家、重新尋找精神家園。
“文學對國家的放逐”這一命題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為文學乃是最自由的領域，它是國家的非統治區。文學可以對曆史、社會、自然、人生、宇宙萬物作主觀處理，也可以把國家作為主觀處理對象。國家有許多層麵，有地理意義上的國家概念，有種族意義上的國家概念，有文化意義上的國家概念，有權力中心意義的國家概念等等，我說的文學對國家的放逐，是指對權力中心的放逐，即作家自覺地把自己放在精神邊緣的位置上以自由態度對待全能的、無所不在的權力中心。
在這一命題中，作家可以把國家作為審視客體而自由處理，可以自由地駕馭國家而不是被國家所駕馭。國家可放在心中也可放在心外，可存在也可不存在，可以擁抱關懷，也可疏離調侃，但都不把國家作為第一選擇，而把實現個人的情感價值作為第一選擇。
我講文學主體性也與此有關，我覺得真正的作家應對文學有一種真誠的熱愛，甚至敬畏，應把全部生命投入其中。對於作家來說，文學立場應是第一立場，它比其他立場包括國家立場都更加重要。文學主體性原則，就是強調作家參與文學藝術活動，應以獨立的人格的藝術主體的身份參與，不應以黨派成員或國家的代表去參與。黨派立場不可作為第一立場。列寧所講的文學的黨性原則是不對的。
文學對國家的放逐也包括對國家意識形態的自由處理。文章可以寫千種、萬種，不拘一格才有奇氣。千萬不可被困死在某種「主義」之中，文學生命所以長久，正因為它的內涵大於“主義”，超越“主義”。沒有“主義”的限製，才有真正的心靈自由，但這不等於作家應放棄人文關懷和價值選擇。具有人格力量的價值選擇和社會關懷，對於作家永遠是必要的。放棄這一點，就會放棄文學的偉大性，墜入玩弄小技巧的陷阱。
方：如何在海外重新發現另一個故鄉的意義？
劉：故鄉有多重的意義，有地理上的故鄉，有文化上的故鄉，有理想上的故鄉，有情感上的故鄉。理想上的故鄉，隻存在於超驗世界之中，如《紅樓夢》中的警幻仙境，隻是一種超驗世界，文學追求夢，自然也追尋理想中的故鄉。
我在海外重新尋找的故鄉是情感上的故鄉。它主要是以地理上的故鄉為「他者」，即相對於地理上的故鄉而言，也就是說，我的故鄉的意義已不是地圖上那固定化的一個點，也不是那些固定化的符號，如龍、長城等等，而是生命的本質、情感的歸宿和精神的家園等等。例如，在四處布滿黑暗的時候，我突然看見一堆篝火，那光明與溫暖使我向它走去，正如我童年時走向母親的懷抱，這篝火其實就是故鄉。
那些深深愛我、也被我深深愛的，就是故鄉。《紅樓夢》是我的精神搖籃，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與《奧賽羅》，甚至荷馬的《伊利亞特》，也是我的精神搖籃，這些都是我的根，我的故鄉，我的情感的最後實在。
其實，一些大作家，早就重新定義故鄉，重新尋找故鄉的意義。《紅樓夢》的第一回就惋惜許多人對人生沒有悟透，太執迷於現實的名利地位，“反認他鄉是故鄉”，把人生暫時的寄寓之所誤認為是生命的最後歸宿。因此，拚命地營建自己的黃金世界，到頭來，反而失去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也丟失了情感的附麗之所——真正的故鄉。
卡繆的許多作品也重新尋找故鄉的意義，他認為真正的故鄉不在城市的大牆之內，而在大海之中，在大自然之中，在愛情之中。重新界定故鄉的意義，就可能有獨特的藝術發現。
其實，所謂“人生”，隻是曆史把我們拋到某一角落，活隻是一個瞬間，隻是一刹那。在這一瞬間中，應當盡可能贏得各種豐富的生命體驗和情感體驗，不應把它固定在地理上的一個點和一些符號，這樣才能擴大生命的內涵和文學的內涵。
從感時憂國到自我超拔
方：李歐梵教授曾說，您的散文創作已從傷感的情緒中自我解脫，並認為您的作品是“煉獄的灰燼”，請您談談自己的體會。
劉：現在我的創作基調和以往確實不一樣，以往憂患意識較強，也有傷感情緒，例如《尋找的悲歌》就是。在一個國家布滿傷痕的時候，有這種情緒很自然。在文學中，傷感情緒可以表現得很美，現在大陸一些批評家老是嘲弄傷感未必有真知。但我到海外後倒是揚棄一些傷感情緒，而用比較幽默、調侃的態度去麵對自己經曆過的龐大黑暗。
麵對大黑暗，超越的視角往往比現實的視角更有意思。一九八九年之前，我自己的位置，更多的是現實層麵上的一個點，緊緊地擁抱現實，直抒胸臆；一九八九年之後，我從現實點上超拔出來，放大創作的時間與空間，把自己變成無限時空中的一個點，這樣，盡管也寫現實，但是就有了更多的形而上的思索。
我對故鄉的思索，就是擺脫了現實的有限空間，而把故鄉放在無限的時空中來思考，這樣就揚棄了別離故土一般性的傷感愁怨，而贏得一種情感上的提升，這種情感又容易與人類的情感相通。
心中積澱美好的人性
方：第二生命來臨時，心理上的黑暗麵，所麵對的困擾如何調適？
劉：在文化大革命中，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我的同一代人，都有親身的體驗。一些評論者都說我在作品中卻常呈現出一種懺悔意識，與其他人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大概是從小太愛讀書了，在這裏我也要特別感激陳嘉庚先生辦學的精神，特別是他女婿辦的「國光中學」，當時學校圖書館書籍甚多，包括莎士比亞、雨果、巴爾紮克、狄更斯、陀思妥也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一進圖書館便激動起來，最後看到感動了圖書館的管理老師，每年寒暑假時便把鑰匙交給我，一個人管理起書來，就在書堆裏拚命讀。
這些書在心中積澱了美好的東西，對人性有美好的影響，對階級鬥爭和嚴酷的階級專政不能接受。現在想起來，覺得自己在心靈深處從來也沒有接受過批鬥會，每一次一、二小時的批鬥會感覺是那麼久。文化大革命時很困惑，而打倒四人幫後，心中真高興。那時我曾說過：“自我懂事以來，沒有像我們的國家發生像打倒四人幫事件，使我高興得那麼久、這麼真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