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四人幫之後，中國大陸在八十年代經曆了一次很有意義的人性再造時期。講主體性就是講人性的再造。可惜這個時期太短，“六四”的悲劇很快就發生。
其實，一九八九年“六四”前，我在美國各大學巡回講演，包括在哥倫比亞、哈佛、芝加哥、史丹福及聖地牙哥大學等。五月七、八日回到北京，由於在心中積澱過美好的人性，看到學生絕食，良心充滿不安。五月十四日與李澤厚等十二個作家呼籲中國領導人與學生相互妥協，但後來沒想到發生“六四”事件，這是曆史性的悲劇，給我的衝擊非常大，感到新的困惑，到現在還未想清楚。
後來，出境到了美國，又麵對困擾。過去對西方社會了解不深，也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離開故土時，像連根拔起完全漂浮起來，像生活在海裏，有窒息的感覺。這是第二人生的開始，很像第一人生，剪斷和母親相連的臍帶，感到深深的痛苦，重新學走路、學說話，很不容易；經過幾次體驗後，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就比較完整了。
大馬共生文化現象異於世界各國
方：首次前來大馬，比較具體的印象是什麼，在此地中文創作會達到怎樣的程度？
劉：在大馬的時間短促，未有太多具體的印象。但有一點感覺，是馬來西亞的人情沒有經受大陸那種革命風暴的洗禮，所以比較純樸。我喜歡這種純樸，不喜歡那些用階級鬥爭理論武裝起來的人。
馬來西亞的土地可以生長出好性情，自然也可以生長出好的文學。任何環境都可以創作出優秀作品，關鍵不在環境，而在自己。馬來西亞有特殊的資源、特殊的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作家可以體驗到別人土地上體驗不到的生命現象與社會現象。
在這裏幾天，聽到討論馬來西亞「人」的問題、歸宿問題、文化主體性問題等，聽了之後覺得很有意思。大馬有這樣多元的文化和思想：有儒家文化、伊斯蘭教文化、也有基督教文化，形成共生結構。在共生結構中雖然有衝突，但衝突當中還有人的感情，這便可以表現出特殊的經驗，完全不同於美國、中國或其他地區。有心、有才華的作家，自然可把這些特殊的現象、別人沒有的東西表現出來。
方：在這樣的環境下，如何發揮創作及如何建設人文關懷？
劉：作家可以進行各種各樣的創作方式，像現在中國大陸年輕作家都很有才華，他們寫的方式很特別，比如他們可以把人解構，把曆史解構、把意義解構，通過解構的策略，就走出自己的路。但成為作家後，不要滿足，要有抱負，不能老是當小作家，也因此要有更深厚的人文關懷。這種關懷，最重要的是要敢於寫出獨特的生存困境和心靈困境，並對這種困境進行哲學思考。卡繆說過，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必須也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哲學家對人生、宇宙、社會、大自然等，都有一種特別的思考。
方：請您談談語言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性。
劉：語言在文學作品中的重要性是無可爭議的。文學本身就是語言的藝術，語言的現象。文學水平的高低首先是語言表述水平的高低。作家天生就對語言對表述方式有一種特別的敏感，一個作家的成功，一定要找到一種特別的真正屬於自己的表述方式。忽視特別的語言方式，以為創作就是講講故事，敘敘見聞，那就錯了。但是，語言不是文學的一切，文學除了語言表述之外，還有作品所涵蓋的曆史內涵、社會內涵、生命內涵、精神內涵、美學內涵等等，這種內涵如果極其貧乏，語言技巧再好也不能成為真正的好作品。現在西方流行的拉康、德裏達的文學理論，把語言、能指強調到唯一重要的地位，把語言視為文學的唯一本體，這是片麵的，而中國大陸的一些文學批評者盲目地跟跑，把語言、能指說成是文學的一切。最近幾年，這種思潮很盛，並影響了文學創作。在這種思潮影響下，作家更重視寫作技巧，語言意識更強，作品更加精致，這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麵，也使作家逐步失了具有人格力量的價值選擇和社會關懷，丟失了曆史深度，滿足於小技巧、小策略、小成就，這也是令人失望的。
中國作家對人性刻劃深度不夠
方：基本上，東方和西方文學作品中的精神麵貌有所不同，西方以基督為主，東方則沒有這方麵明顯的宗教依據，在文學創作中會出現哪些差異？
劉：我不是研究宗教的，未有係統知識，但從創作上來說，必須有所了解才好。東方的儒家文化和西方的基督文化，的確是不一樣的，我們盡可能吸收這些長處。基督教精神講究人類的“原罪”，原罪是形而上的假設，即人生來就有罪，因為脫離了上帝，注定是有罪的。在這種宗教文化裏，人跟神絕對不一樣，你可以接近神，但永遠達不到神的地步。這有一點好處，可正視自己的有限性，正視自己的黑暗麵，正視人性的弱點，這對作家來說是很有幫助的，西方十九、二十世紀作家比中國作家對人性的認識要深刻。他們挺進到人性更深的地方，西方作家得益兩樣東西，其一是基督教精神的原罪意識，有這種意識，思索社會人生可增加一個精神層麵。其二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學，發現潛意識，對創作有很大的啟示。
中國作家對人性刻劃的深度不夠，不能把人性豐富及複雜表現出來，太表麵化，文學最怕就是把人理解得太簡單，一簡單，作品就失敗了。
作家的信仰
方：文學中所追求人性的深刻，是否一定要通過一個神或宗教作為途徑？
劉：不一定。許多無神論者對人性的認識也深刻，也成為偉大的作家。人性非常複雜，它不是信仰、信念可以把握的。文學創作本身也是很難把握，作家創作出一部傑出的作品，也不是可以明確地說出原因的，如果能說出原因，就未必傑出。一個作家，他創作出一部偉大的作品，未必有把握創作出第二部，即使寫出來了，也未必有把握達到自己期待的水平。有宗教信仰的作家，也不能把文學作為信仰的圖解。
但也有一些作家，通過對宗教的體驗，達到對人性更深的認識，例如俄國的偉大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他所以能夠看到許多被汙辱、被歧視的心靈中純潔的光輝，硬是開掘出罪惡掩蓋下的善良，顯然是宗教意識幫助了他。總之，追求人性的深刻有許多途徑，這要尊重作家自己的選擇。
重寫中國文學史的意義
方：談談最近在海外的創作和思考。
劉：我在海外一麵進行散文創作，一麵進行學術研究，一會兒動感情，一會兒很理性，兩項同時做，有點辛苦。至今為止，我已寫出三百篇漂流手記，分三卷出版，第三卷《西尋故鄉》還在潤飾中，如果在海外的漂流生活未能結束，我還將不斷寫下去。
我的這些散文記錄了我和我的同一代人的期待、追求、幻滅，記錄了我在西方世界的一些感受。李歐梵教授說它是我的心靈自傳，這是很準確的說法。雖是我的心靈自傳，但也是時代的鏡子，我還相信，它是一部心靈專政的挽歌，重新尋找生命意義的變奏曲。
在學術研究上，我側重於文學理論的重構和文學史的重評。大陸流行的文學理論是從蘇聯搬進來的，以反映論為基點的構架，我一直在對它進行批評和解構，與此同時，我嚐試建構以主體論為基點的理論框架，因此，到海外後又寫了《再論文學主體性》等論文。
另一方麵，我對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進行了一些新的闡釋。大陸已出版的文學史書，對革命作家、左翼作家隻有謳歌缺少批評，文學史書出版了不少，但大同小異，新的史實不多。我意從批評革命文學係統入手，為大陸重寫文學史探索一點新的路子，已發表的《中國現代文學的政治式寫作》、《魯迅研究的自我反省》、《中國廣義革命文學的終結》等都屬於這種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