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寫文學史的意義很大，它將拋棄四十多年來大陸文學史寫作的黨派色彩和意識形態色彩，改變曆史寫作成為階級鬥爭工具的命運，使文學研究真正進入人文科學的軌道。
2、燈火一點明，黑暗就消失了——與新加坡《圓切》雜誌柯思仁等的對談
日期：二○○一年二月九日
地點：新加坡
出席者：劉再複、吳新慧、孫傳煒、柯思仁、黃浩威、陳慧蓮、林興利
二○○一年二月，中國當代重要學者、思想家劉再複教授，在新加坡實踐表演藝術學院的邀請下，專程到新加坡為“實踐藝術與文化講座”發表專題演講。圓切線趁劉教授訪新之便，安排了一場對話會。對話會原本定了一個範圍比較廣泛的題目：“流亡中的知識分子”。後來的討論，則以比較自由的方式進行。在此，我們將對話的內容整理刊登。記錄中劉教授的發言，是經過他親自仔細審閱校訂的。
知識分子是“夾縫人”
陳慧蓮（下稱陳）：劉先生提出的“文學對國家的放逐”，三個很有意思的東西，就是“被國家放逐”、“自我放逐”和“放逐國家”。想從這裏開始談，也請你談一談“夾縫人”的概念。
劉再複（下稱劉）：在討論邊緣人的時候，我不太喜歡沿用人家使用過的概念；而且我談別人的時候，也總是要談自己。你談了二十五種人，那你自己是什麼人？我總是要自我界定一下，就說自己是“夾縫人”。在夾縫裏求生，它有很多意義。許多知識分子其實都是“夾縫人”，比如說，在東方和西方文化的“夾縫”中生存，這是一種意義。在政府與政府反對派之間的“夾縫”中生存，又是一種意義。在政府與反政府、革命與反革命的兩極對立中，知識分子一般都采取中立的立場，用中性的眼睛看一切。我和李澤厚寫《告別革命》，兩邊都批評，說我們兩邊不討好。其實兩邊都不討好是很正常的，因為我們是在夾縫裏麵，這是知識分子的一個特質。知識分子應該有一種價值中立的立場，超越黨派的立場。我現在期待、尋求、爭取的是把“夾縫”變成“第三空間”，即超越於兩極對立的知識分子的廣闊個人空間。這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大問題，以後再說。
“放逐國家”的觀念與此有關。以往的漂流文學有兩個大模式：第一種是被國家所放逐；寫放逐後的哀傷，牢騷、苦悶，便產生《離騷》。屈原是這個模式，他獲得成功。現在台灣的一些詩人、作家，他們講永恒的鄉愁，仍然是這個模式。第二個模式是自我放逐。像周作人，他寫一本書，叫《自己的園地》，那是一種自我放逐。我自己設立一個園地，跟社會、跟政府都保持距離。像過去那些隱逸山林、放任山水的竹林七賢、竹溪六逸，當逍遙派，就是自我放逐。像捷克的哈維爾，他們那一批人也曾自我放逐。
我進一步提出第三個模式，就是“放逐國家”。放逐國家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更積極、更主動的自由。自我放逐回避國家，多少還有點消極；“放逐國家”與作為中心權力的國家觀念保持距離，但不回避國家。它從主體出發，把國家作為一個客體重新定義，把國家作為可以自由駕馭的對象。這就是更積極的態度，真正用文學的話語代替國家的話語，而且不是一般的文學話語，而且是小說家、戲劇家、詩人本體的話語，真正屬於我的本體的話語，所謂本體就是根本。隻有充分地使用文學的本體語言，才能擺脫國家語言、黨派語言的控製。近代以來，從梁啟超開始，把新小說看成是新國家、新社會的杠杆。這個觀點影響太大了，五四運動的時候，開始了“為自我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但很快的就回到梁啟超的觀點上來。我們常說為政治服務，其實在大思路上跟梁啟超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我想經過了將近一百年，現在不要再把文學看成救社會、救國家的工具了。不要考慮這些，而要真正放下，要主動地、鮮明地把它放逐掉，而不光是回避。
“放逐國家”的文學立場
真正守持文學立場是很難的。因此我覺得這一次瑞典文學院選擇高行健是個傑作。為什麼呢？因為它選擇了一個最具文學狀態、最具文學立場的人。文學立場是很不容易的啊！特別是徹底的文學立場。徹底的文學立場和國家立場沒有關係，跟政治立場沒有關係，甚至跟社會立場也沒什麼關係。中國現代作家裏麵，像魯迅這樣一個非常獨立的知識分子，有時候他還說得搞點遵命文學，遵所謂革命先驅者的命。連他都難徹底，更何況別人。像張愛玲，她開始成功，在一九四三年異軍突起。為什麼成功呢？她是把左翼的潮流、時髦的社會潮流，從自己生命中拋出去。可是一九五三年到了香港，卻寫了《赤地之戀》，自己又去擁抱政治潮流。那是謀生需要，我們可以理解她。但實際上她是放棄了文學立場。可見堅持文學立場不是那麼容易的。高行健的寶貴之處，首先是堅持文學立場，充分個人化的寫作立場。他公開宣布不當社會良心和大眾的代言人。這種觀念如果不是放在中國的曆史語境下看就比較難理解，但是一旦放在具體的曆史語境下看就會了解，這是宣告不再受製於任何集體意誌、大眾意誌、社會意誌、國家意誌，真正回到個人化的作家立場，這種立場正是放逐國家，甚至說是放逐社會。
陳：我覺得個人對文學的重視很大程度上是對革命、對那段曆史的拒絕，可是現在的語境也改變了吧，所以現在出現的情況也不太一樣。現在的問題是開放之後麵對的新狀況。我看《告別革命》的時候，你跟李澤厚兩個人討論，說現在中國需要進入現代化，我在想五四的時候也是，我們都是處在後知的狀態看現代化。如果到了今天，過了一百年，如果我們還是拒絕解構，拒絕去看這個東西以後可能會發展成的樣子，然後找出新的可能性的話，是不是會有問題？
黃浩威（下稱黃）：或許我可以補充一下，革命已經死亡了，左派已經死亡了，共產主義已經死亡了，相對於當時，有所謂左右的學派或意識形態，在今天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當中，這種自我膨脹或以個人作為一種美學觀念，是否會成為像以前的那種話語策略？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如果看張愛玲，她那個時候有一個語境，因為當時在中國大陸當時的左派和香港的另一種政治意識之間，她有所選擇。到了今天，我們的社會很多東西已經沒落了，已經無從選擇。那麼語境就不一樣了，那麼“放逐國家”是不是還得重新商榷？
廿一世紀：文明與文化的衝突
劉：“放逐國家”是我在一九九三年提出的。提出任何一個命題，都有它曆史的具體性和曆史的針對性。我當時是在普遍被國家陰影籠罩下的曆史場合、曆史語境下提出“放逐國家”的，這對中國的作家還是有意義的——當然現在又有一些新的變化。比如這次高行健得獎，實際上又有另外一個問題了——文學正在麵臨另一種壓迫，即市場極權的壓迫。整個地球正向物質利益傾斜，人類靈魂向慾望傾斜，可以說是全球性的一種精神沉淪。這種曆史狀態也可表述為：文明在發展，文化在萎縮。斯賓格勒（OswaldSpengler）把文明和文化的概念分開。文化是culture、文明是civilisation，文明是器世界和物世界，文化是情世界和心世界，是不一樣的。如果說二十世紀的問題是現代化與反現代化的鬥爭，也就是文明和野蠻的鬥爭，那麼廿一世紀就不是這個問題了。廿一世紀是情世界和物世界的衝突，是文明與文化的衝突，而不再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