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國“尚文”的曆史傳統——在日本愛知大學國際中國學研究中心的演講
加加美教授*：有機會舉辦劉再複教授的演講會，對我本人及我們來說是很光榮的事情。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劉再複教授八十年代初期已經在中國學術界具有了很高的名望。八九年“六四”後，到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之後，到香港城市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和名譽教授。我們利用他到香港的機會，請他過來，參加我們的研究會。今天，演講的題目已經在海報上印出來了，即“中國‘尚文’的曆史傳統”。圍繞這個主題，將會談到目前中國文化界的情況，將從曆史和文學的角度來看“尚文”的傳統有什麼意義。他的“性格組合論”，天安門事件發生以前在中國的文學界就有相當的影響。我也看過相關的文章，並受到很大的啟發。下麵就請劉再複教授開始演講。
劉再複教授：各位老師、同學、朋友、加加美教授，在演講之前，先聲明一下：今天，我的演講隻準備了一個提綱，沒有講稿。另外，此次演講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並非專業學術報告。我很喜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已故巴勒斯坦裔教授薩伊德所寫的《知識分子論》。在《知識分子論》中，他給知識分子下了兩個非常經典的定義：一個是“敢對權勢者說真話的人”，一個是“業餘人”。所謂“業餘人”便是從專業中漂流出來的人。比如說，你是位律師、醫生，這還不能算是知識分子。你要從專業中漂流出來，關懷社會才算是知識分子。所以，我今天所履行的是一個從文學專業裏漂流出來的“業餘人”的責任。
我和我的兄長式的朋友，即著名哲學家李澤厚先生，共同寫作了一本書，叫做《告別革命》。這是本長篇對話錄，最近香港正在發行第五版。這本書從政治、哲學、曆史、文學、藝術等各個角度，談論我們的人文理想和社會關懷。從哲學上，我們表達了一個“你活我也活”的理想。今天世界上有三種基本哲學模式正在較量：一種是“你死我活”；另一種是“你活我也活”；還有一種是“你死我也死”。在我的青年時代，大陸當時所實行的鬥爭哲學就是“你死我活”的哲學。這些年以來，我們一直在反省，從哲學上講就是倡導“你活我也活”。但是，現在出現了自殺炸彈，從“九·一一”事件之後，就出現了“你死我也死”這樣一種“與汝偕亡”的哲學。《告別革命》所表述的哲學思路，是“你活我也活”的雙向思維。這是從單向思維到雙向思維的大轉變。
我們認為，時代應該有時代的基調，我們這個時代的基調應當是和平的，協商的，相應地，其基本的思維方式應該是雙向的。“你死我活”是單向思維；“你死我死”當然也是單向思維；“你活我也活”才是雙向思維。單向思維是一種獨斷的、命令式的、一個吃掉一個的思維；雙向思維則是對話的、談判的、妥協的。《告別革命》就是要在哲學的層麵上告別單向思維，轉向雙向思維。在哲學上簡單說幾句有助於理解下麵我要說的內容，今天，我講“尚文”傳統，是講曆史，但其哲學基點正是崇尚和平哲學，拒絕鬥爭哲學。
已故的意大利天才小說家卡爾維諾六十年代在哈佛大學作了一個非常著名的演講——《寫給下一個一千年的備忘錄》。可惜還沒有講完就去世了。在已經發表的幾講裏麵，他說：下一個世紀、下一個千年，我們將麵臨最重要的選擇，可以用兩個字來表述，即你要選擇“柔”還是選擇“剛”。從文學上，你要選擇以悲壯為基調，還是選擇以輕柔為基調；從文化上，你是要選擇重，還是選擇輕。他認為，這是人類麵臨的最基本的選擇。卡爾維諾表明了自己的人文理想，他選擇的是“柔”，而不是“剛”。他預見人類未來的生活將愈來愈沉重，生存困境將愈來愈艱難，但我們可以以“輕”去駕馭“重”，以“柔”去駕馭“剛”。卡爾維諾這種“尚柔”的大思路，早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偉大哲學家老子就提出來了。《道德經》第四十三章中的“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早已成為中國哲學的最重要的命題之一。老子選擇的正是“柔”。我今天所講的中國“尚文”傳統，也可以說是“尚柔”傳統。關於這個傳統，中國的古代思想家有許多精彩的表述，我們下邊還會再提到。而所有的表述都在說明，中國的這一傳統，是與“尚武”、“尚兵”、“尚征伐”的思路相對立的。現在我分六個問題講述今天的主題。
一、“尚文”傳統和“尚武”傳統的價值判斷
剛才講了，“尚文”傳統的對立項是“尚武”，那麼，問題很尖銳地提出來了，就是對“尚文”的傳統和“尚武”的傳統該做怎樣的價值判斷？簡單地說，它是好還是不好。這個問題在近代變得很突出。我們知道，一八九五年中國在甲午海戰中，北洋艦隊全軍覆沒，失敗了。當時震動非常大，有詩歌說：“四萬萬人齊下淚。”朝廷上下一片哭聲。曆史充滿偶然性，如果當時不是全軍覆沒、徹底失敗，而是打個平局，中國以後的曆史就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大失敗、大震動之後，知識分子開始反省，我們中國為什麼會被日本打敗，怎麼變弱了？當時知識分子有個共同的發現，發現中國是個大國，但不是一個強國。為什麼會變成弱勢國家？是什麼原因？當時提出各種各樣的解釋。其中，很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提出一種見解，說中國缺少“尚武”精神，缺少希臘時代的那種“斯巴達”精神。他的這個論點影響了很多知識分子，包括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年寫的《斯巴達之魂》，也是支持這樣的觀點。
那麼，梁啟超的這個判斷對不對呢？我覺得是不對的。梁啟超麵對巨大失敗的恥辱，麵對國家的危難，為了激發民氣，其激烈言論可以理解。但他在亡國陰影刺激下的反省，其結論卻是片麵的。他沒有看到中國近代衰落的原因，關鍵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中晚明時期未能及時抓住西方貿易文明、工商文明進入中國的曆史機會，不了解工商、貿易文明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理念、新的技術、新的文化，從而“積弱”二、三百年。明代的閉關鎖國政策打擊了海上私人貿易活動，堵塞西方文明進入中國內部，是中國近代衰落和大失敗的開端。黃仁宇先生對明朝政治經濟的研究，其成果值得參考。他在《放寬曆史的視界》中說：“西歐的‘現代化’，包括文藝複興，即所謂資本主義形成，宗教改革和科學技術的展開，時間上和明代近三百年的興亡吻合，這更給明代史一種特殊的意義。”這一意義，就是提醒中國注意：二、三百年前，我們失去了一個興盛強大的曆史時機。這段曆史，更具體一點說，是明朝洪武年間，正是歐洲資本主義崛起的時代。一三八○年，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威尼斯取得獨立地位並打敗熱那亞而成為地中海海上霸主。繼而便是荷蘭作為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興起，它宣布獨立時正是萬曆九年。也就是說，在朱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間，西方正在組織和興起一個強勁的資本主義運動，而西方的傳教士、商人也已踏上澳門和中國內陸土地，中國完全有機會通過國際貿易而打開生麵，但是，明王朝卻始終閉關自守，依然徘徊在小農經濟之中。可以說，甲午大失敗，早在明朝時期就種下禍根了。
我們今天沒有足夠的時間來和梁啟超進行學術上的論辯。我隻想說，中國並非一直是個弱勢國家，它在曆史上非常強大過，特別是漢唐時期，可是那時，“尚文”的傳統已經確立，也就是說，“尚文”並不會導致衰弱。中國的弱，特別是近代的弱，完全弱在明代開始的閉關鎖國政策。在這一點上，最近紀念鄭和下西洋的學術會上很多觀點都是錯誤的，他們沒有注意到，中國在唐宋已打開大門，反而到了明代才閉關鎖國。我今天講這段曆史，是要說明「積弱」不可歸罪於“尚文”。事實上，中國的“尚文”傳統，其曆史非常久遠，它成為許多朝代的立國精神並導致中國長期良性發展。關於這一點，我非常讚同著名的曆史學家錢穆先生在其著作《國史大綱》、《國史新論》裏麵所論述的觀點。他認為：在人類數千年的曆史上，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立國精神，並形成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大傳統，這就是“尚武”精神傳統與“尚文”精神傳統。他認為，歐洲與中國呈現了這兩種差別巨大的政治文化路向：一是起始於馬其頓（亞曆山大），中經羅馬大帝國，後又產生拿破侖的依仗武力向外擴張、向外征服土地的路向；一是起始於兩漢的以文治國，崇尚文化，重在征服人心的路向。後一路向，使中華民族幾經挫折而站立到今天。
二、從製度層麵上說，中國的文治製度始於秦而成熟於兩漢
中國的“尚文”精神並非憑空產生，這裏有一個與政治經濟相關的原因，這就是貴族政治製度的瓦解，文治製度的確立。中國的文治製度始於秦漢。那時，中國結束了春秋戰國的前封建時代進入統一帝國的後封建時代，在政治上由郡縣製（中央政府）代替分封製（分土封侯的貴族政治）。在統一的王權下，文官的地位高於武官，尚武精神逐步失去社會基礎。貴族製度的過早崩潰，使“尚文”獲得政治前提。中國貴族政治的過早瓦解，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為貴族政治瓦解後，中國結束了前封建時代。前封建時代是分封製，即貴族分土封侯的時代。在此時代中有三樣東西是最重要的，這就是姓氏、土地、軍隊。這三項都是貴族所擁有的。當時隻有貴族才有姓氏，平民沒有，也隻有貴族才有分封的土地，平民沒有。還有一項最為重要的，貴族擁有兵車軍隊。貴族之間常有戰爭，沒有軍隊是不可思議的，所以一定要“尚武”。前幾個月，我到意大利、法國，一路上看貴族城堡，一個個堡壘，每一個貴族占領一個地方都要建築一個堡壘。他們沒有安全感的，非常辛苦。對於他們最重要的是保護其財產和土地的軍隊，所以非“尚武”不可。中國的周代，是氏族貴族政治時期，情況與此相似。但是，到了秦漢，特別是到漢景帝、漢武帝之後，貴族諸侯被消滅，中央高度集權，皇帝壟斷一切權力，他派出文官到各地，代表他去統治全國各地，這時候文官的地位就比武將高了，“尚文”就獲得了政治的前提。
中國的“尚文”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科舉製度的興起。科舉製度進一步打擊了貴族特權。中國的“尚文”傳統在唐、宋、明、清等朝代中由科舉製度得到強化。通過科舉選拔官員、選拔人才，使社會崇尚讀書，崇尚文化。中國的宋、明、清雖有武舉，但武舉人往往隻是會耍弄刀槍，並非排兵布陣的將才，從未被社會所敬重。清朝從康熙到乾隆，都深知漢民族崇尚文化，認讀書人為上，所以他們以文治國，贏得長期的和平（康、乾兩帝就有一百多年的和平）。元朝統治者則迷信馬背上的功夫，不知文化的力量，知識分子的地位極低，當時各類人的社會地位排行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道八娼九儒十丐”，儒者居倒數第二。元朝於一二七九年建立，卻拖到一三一三年，仁宗才下科舉詔，每三年開試一次，但已太晚，而且有名無實，結果統治不到一百年就滅亡了。朱元璋知道中國人尚文的文化心理，提出“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孫中山後來也沿用了此口號），意思是說：蒙古人是沒有文化的蠻子，應當滾蛋。這種口號最能打動具有尚文心理的中國人。
說到這裏，我想順便談一下如何評價科舉製度的問題。通過科舉製度選拔人才，也就是說在考場麵前人人平等。這恰恰是與孔夫子“有教無類”的思想相通，並沒有什麼不好。科舉製度初建於隋朝，到了唐代就非常成熟，而且獲得很大的發展。當時，很多人才都是從科舉中發現的。劉禹錫說“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文學從貴族走向平民，這也沒有什麼不好。科舉在唐朝考“詩賦”、“策論”、“義理”，三者中最重要的還是“詩賦”，詩寫得好，就可以中進士，甚至中狀元。這一方麵刺激詩歌的發展，另一方麵又使唐代變成功名心最重的時代。許多著名詩人，包括李白、杜甫、王維，功名心都很重。科舉發展到後來，到了明清時期，就進一步技術化，開始考八股文。因此，科舉就開始成為束縛知識分子靈魂的工具，進而限製了知識分子的才能。所以，科舉到後來在我們的印象中就成為很壞的東西了。但是，今天怎樣看待這個科舉？它有其長處，即給知識分子一個平等的機會。盡管科舉很難選拔出最優秀的人才，但是從科舉考試中出來的人也不會太差，不會像走後門出來的官員那麼差。所以，我們今天也可以吸收科舉的某些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