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思想層麵上說，中國的“尚文”傳統在先秦諸子時期就已成熟
剛才從製度上講“尚文”傳統始於秦漢，而從思想層麵上說，中國的“尚文”傳統在先秦諸子時期就已成熟。春秋數百年，幾十個小國相互征戰，你吞我並，到了戰國後期剩下七國爭雄。麵對長期戰亂，當時的主要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莊子、墨子、荀子等，均對戰爭進行了總反省。“不爭”（和平）成為諸子思考討論的總主題。老子提倡不爭之德（“聖人之德，為而不爭”），斷言“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孔子講“仁愛”、“和為貴”；墨子講“兼愛”、“非攻”；孟子、荀子提倡以德懷人的“王道”，反對“以力服人”的“霸道”。說法不同，思想有所差異，但大思路都是尚和（和平）、尚合（文化凝聚、人心凝聚），尚自然（反對權力意誌）、尚仁義（憂慮的中心是民本的災難，不是國家君王的榮耀）。這些大思路便彙合成中國尚文的偉大傳統。
這裏，我要特別強調的是，先秦的這些思想家非常了不起，他們所思所作的是一種反戰尚和、扭轉乾坤的大事情。他們麵對幾百年的殘酷戰爭，從不同的角度及時地做了一次大反省，非常了不起。從人類曆史上看，他們反省的特點，一是很早，在公元前三百年前後就已經完成；二是很成熟，以致在兩千年後的今天，仍然讓我們感到其中許多思想是後來者一直無法達到的高度。例如孟子把“不忍之心”視為人與禽獸的根本區別，從潛意識層麵開掘生命的善端，發掘“和”的人性本源，就非常深刻。孟子很不簡單，他發現“不忍之心”乃是文明的發端，人類和動物的區別其實是很小的，他用了一個詞“幾希”。區別隻有“幾希”，隻有一點點。如果沒有“不忍之心”，隨便殺人，那就等同於禽獸。他提倡“王道”，其中心意思也是不要隨便殺人。雖然曆代帝王常常未能真正實行王道，使“王道”一直帶上烏托邦性質，所以，魯迅先生也嘲笑“王道”。但是孟子畢竟提出了一種符合人性的治國的道德坐標。
下麵我談老子這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前麵已說過，他尚柔不尚堅，尚文不尚武。有人說，《道德經》是部“兵書”，這種論斷沒有注意到《道德經》的前提是“反戰”、“反兵”的，老子明明說：“兵者不祥之器”，“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在此前提下，他又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勝而不美”，就是哪怕你戰勝了，你是個勝利者，也不要感到自美，不要高興。他說“戰勝，以喪禮處之”，即使勝利了，你也應該用喪禮這樣的態度來處理、對待你的勝利。這個思想是非常了不起的，這個思想比產生於羅馬的“凱旋門文化”高出千百倍，勝利不但不慶功，還以哀傷的態度對待流血死亡，這才是徹底的人道理念。我到巴黎去的時候，朋友帶我去參觀凱旋門，我說你們的凱旋門當然很漂亮，但是從思想層麵上來說，我們中國的哲學家老子比你們的凱旋門高出千百倍。就是這樣的一個理念，以喪禮代替慶功，這是「尚文」的輝煌邏輯。過去對老子《道德經》的闡釋從未講透這一點，這一偉大的思想，我們以後應該進一步研究發揮。先秦諸子的成就說明，隻有在可以充分自由表達的政治環境中，原創性與預見性的思想才會成為可能。
四、中國“尚文”傳統的形成，除了製度原因之外，還有其他原因，包括自然條件原因、文化心理原因、宗教原因等，下邊我分頭講講。
（1）從地理自然條件的層麵上說，中國的農業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和平立國的方向。
關於這一點，錢穆先生做了很多的研究。他把世界文化分為三大類型：遊牧文化、商業文化與農業文化。遊牧民族本身資源不足，冬天更是缺乏水與草，不能不向外擴張；以商業文化為中心的國家，如希臘，也因為自身資源不足又有航行的方便而向外征服。惟獨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自身有大河流灌溉，有廣闊的可耕土地和適當的氣候，可以自滿自足，不必向外擴張土地，因而也崇尚和平。按照錢穆先生的意思，自然環境決定了生活方式，而這種生活方式又影響了文化精神。中國是一個農業很發達的國家，有廣闊的土地，有適當的氣候，中間又有幾條大河，這樣就容易產生天人相應、天人感應的精神，就會安分守己。就不會產生向外征服的心理。這就是錢穆先生所作的一個重要的解釋。算是自然地理的原因。
（2）從文化心理的層麵上說，中國也有“尚和”的長期的曆史積澱。
從文化心理的層麵上說，中國也有“尚和”的心理趨向。錢穆先生舉例說：羅馬有圓劇場，亦為言羅馬建築藝術及羅馬文化者所稱道。然至於劇場中以活人與猛獸相搏鬥，乃至於數百千角鬥士表演節目，相互屠殺，斷肢決胸之慘象，為當時羅馬貴族一賞心樂事；則並不能與其堅固石料所建造之劇場同樣保存流傳，以迄於今。後來這個情況就結束了，但當時一段時間確實是把鬥獸作為一種賞心悅目的事情，心理上很愉快。當時，不僅是元老院的元老，還是民眾，甚至是羅馬的基督教徒，都是喜歡看鬥獸表演的，這種文化心理很奇怪。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就沒有這種情況，他說：中國戰國時期，王國宮廷亦有劍士比武之遊藝，如莊子《說劍篇》所記載，但是始終沒有繼續下來。漢代亦有猛獸之囿，如漢文帝之入虎圈；亦有因犯罪而使人進行格鬥作為懲罰，這些都有。但是，中國人不喜歡這些東西，因而都沒有繼承下來。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可惜錢穆先生沒有充分闡釋。我在科羅拉多的時候，與李澤厚先生經常談起這個事情。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們一起遊玩歐洲三國，西班牙的巴塞羅那看鬥牛，當時李澤厚先生就認為這種鬥牛的場麵在中國是無法進行的，無法被中國人所接受。中國的文化心理和西班牙乃至歐洲的文化心理差別太大了。羅馬的鬥獸場，我們就更難以接受了，這種尚武的心理，在尚文的中國人看來乃是變態心理。這一問題由錢穆先生提出來，值得進一步研究。
（3）從宗教層麵上說，中國的“尚文”、“尚和”也有其基礎。
除了以上兩個原因之外，我再補充一點宗教原因。錢穆先生提出西方打基督教的旗號進行東征，但是沒有講清楚原由。
中國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宗教，也沒有“絕對神”的觀念。孔子說“祭神如神在”，祭祀神就當作真有神在。祭則在，不祭則無，這是“相對神”，神隻是形而上的假設。我假設他在時他才在，是一種假設。外來的宗教主要是佛教，也沒有“絕對神”觀念，即可容納其他宗教共生共存。西方基督教雖有博愛慈悲之心，但有“絕對神”的觀念，因此基督的門徒隻能把愛施以服從神的土地和生命，對於不服從、不低頭者，則施以壓力，甚至武力，這便導致了十字軍東征的曆史事件。具有博愛教義的宗教卻發動武力討伐的侵略戰爭，其原因就是神的絕對化。中國的文化是人的文化，而且是隻有一個世界（人的世界）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是兩個世界的文化（人的世界與神的世界），因此，西方文化中最高的和諧隻能在天堂裏實現，而中國則謀求在人間秩序中實現。這是中國文化的偉大之處。李澤厚先生有專門的文章揭示與探討，我們可以參考，他把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最大區別由此作了充分說明。總之，中國沒有絕對神的觀念，也就沒有以神的名義向外擴張的理由。
五、告別革命，便是告別以暴力手段解決階級衝突的小傳統
講到這裏，有的朋友可能會問：你說中國“尚文”，可是在中國曆史上不是也有許多“尚武”現象嗎？農民革命中起義的一方和鎮壓的一方，不是都很暴虐嗎？不是也很迷信刀槍嗎？的確如此。所以我要用“大傳統”與“小傳統”這兩個概念來加以區分。一方麵確認中國有一個與歐洲崇尚征服不同的尚文的大傳統，另一方麵也要正視中國還有一個通過暴力手段解決政權爭端、解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矛盾的小傳統。這就是農民戰爭、農民革命的傳統。以往把這一小傳統描述為曆史的主脈甚至是曆史的全部是錯誤的。暴力革命隻是曆史的一些瞬間，但它的確非常慘烈，決戰雙方的殺虐性都發揮到極致。農民革命固然有其曆史合理性，但在“替天行道”名義下把一切殘暴手段視為天經地義卻帶來極大的負麵作用，並形成中華民族巨大的心理創傷。告別革命，便是告別以暴力手段解決階級衝突的小傳統。
這幾年，我講課講了一節《雙典批判》，就是對《水滸傳》與《三國演義》進行文化批判。這兩部書從文學上講，是非常好的作品，但從文化觀念，即從價值觀上講，則有很大的問題。《三國演義》是中國權術和陰謀的大全；《水滸傳》有個根本的東西，就是這樣一個公式，用黑格爾“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表述，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使用任何手段包括任何暴力都是合理的。比如武鬆血洗鴛鴦樓，他殺了十六個人，但他的仇人隻有三個：蔣門神、張團練、張都監，可是武鬆殺了十六個人，大家注意了沒有？他連小丫鬟都不放過。再比如，為了逼朱仝上山，吳用施了一個毒計，當時朱仝正受滄州知府的信任，知府把自己的小衙內、四歲的小兒子讓朱仝照顧，吳用為讓朱仝走投無路，就設計讓李逵用斧頭把這個四歲的嬰兒砍成兩半。另外，魯迅先生一再批評張獻忠，這個農民起義的領袖。太殘忍了，抓到人就油炸、剝皮，什麼壞事都幹，什麼手段都使，當時在四川殺人如麻，還樹了一個“七殺碑”，上麵有碑文，其要點是“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意思就是說，天有很多東西給予人，人卻沒有一樣東西可以給天，所以對不起天，人類是沒有用的，因此人就該被殺，殺個不停。中國“尚武”的小傳統的確是有的，但這不是中國文化的主脈。今天在開掘“尚文”大傳統的時候，一定要對這個小傳統進行反思。所以，我們要告別革命，就是在開掘“尚文”大傳統的同時，告別這種小傳統。
六、大傳統的現代轉化
最後要講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大傳統的現代轉化問題。這個問題談起來會很長，所以，我用提綱來表述，即提綱的第九點。
麵對中國“尚文”的曆史傳統，重要的是開掘其資源，對它作出現代闡釋與現代轉化。今天中國的人文思想者，急需做的是打通中國古代傳統文化與中國現代文化的氣脈，以及打通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氣脈。以“打通”的思路代替“打倒”的思路，肯定“五四”創造新文化的功勳，又告別其“推倒”的革命態度。尚和的品格，應把“和而不同”的理念貫徹到今天。“和”是多元整合，不是一元獨尊，真正的和是尊重不同理念的和。我們應以此理念尋求古今文化之和，中西文化之和，即尋求有益於共同生存發展的普世價值，不爭以何者為中心，不爭以何者為鏡。在政治層麵上，尚文尚和的現代內容則是告別革命方式，以平等對話（談判妥協）、你活我也活的雙向思維取代獨斷對抗、你死我活的單向思維，以階級調和、民族調和的思路代替階級鬥爭、民族鬥爭的思路。把時代的重心、曆史的平台切實地從戰場轉向談判桌。這是我對大傳統現代轉化的基本觀點。
我在前不久，在談“尚和”的文化精神的時候，想到現實，想到大陸與台灣關係，於是，就寄以一種希望，一種期待，一種理想，希望廿一世紀對於中國來說應該是一個沒有饑餓、沒有革命、沒有內戰的世紀。對於世界來說就是剛才我說的，一切都從戰場轉向談判桌，一切都用和平的方式來解決各種爭端。大家都“尚文”，這個世界會更好。
講完了，謝謝大家！
評論與提問
加加美教授：謝謝劉再複教授，你講得很精彩！我受到很大啟發。坐在前麵的兩位教授，一位是現代中國學部的同事——張琢教授，另外一位是我們的訪問教授——張夢陽教授，是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的，以前劉再複教授的同事。下麵請兩位教授進行相關的評論，我再最後作發言。
張夢陽教授：劉再複教授開始的時候講知識分子的職責，聽了這個職責之後，我也很有感觸。我感到知識分子的職責就是思想者的職責。什麼叫思想者？在六四之後，羅丹的“思想者”曾經運到北京。在美術館那裏擺放，很多年輕人去看，那時候我也冒著風雪和年輕人一起去瞻仰“思想者”。我感到，劉再複先生和李澤厚先生就正是當前中國的大思想者，也是人類的。現在中國需要很多職業人士，電腦工程師、醫生，管理者等，但最缺的是什麼？我認為，最缺的是思想者，大思想家。如果沒有思想的話，即便我們有很好的技術、學術，也隻能解決一些枝節問題，不能從根本上去談。甚至如果在一個錯誤的思想模式下麵工作的話，工作得愈久，可能效果愈壞。剛才，劉再複先生講的是中國的“尚文”的曆史，他講得很充分，很深刻，“尚文”確實是中國的曆史傳統。但是，二十世紀以來，特別是後半葉以來，我認為中國是相反的。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的理論，已經把這個“尚文”的傳統快糟蹋沒了。所以，在這個時候，作為一個大思想者，很重要的是挖掘和張揚中國的優秀傳統來抵製、克服和化解那些對中國造成危害的思想的傾向。前三天我陪劉再複先生到京都去，前天在酒席上，加加美先生的好朋友吉田先生問了我一個問題﹕“為什麼到現在，中國人還走不出毛澤東的陰魂？”我和他講了我最近在網上看到餘傑先生的一篇文章，餘傑先生說他發起對毛澤東的評判而且提出把毛澤東的遺體從紀念堂搬出來，把紀念堂改成文化大革命博物館。他的這個倡議有十七個人簽名，徵求很久才有十七個人簽名。結果很快，一個毛澤東思想網站就公布了這十七個人的履曆，並且還列出這些人的家庭住址，宣布這十七個人全部處以絞刑。所以我非常欽佩餘傑先生的勇氣，但是我更讚同李澤厚先生、劉再複先生這些大思想者的工作。在中國最主要的是要做一些，用錢穆先生所說的溫和對待的、深入的，看來是緩慢的思想工作，這樣的話才能真正地從毛澤東的陰影中走出來。從這裏更可以看出這些大思想者的價值。我的話完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