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點，剛才加加美教授提到的幾個問題都非常重要，如民粹主義、自由主義與中國尚文傳統的關係。先不講民粹主義。以自由主義而言，前邊我說的“和而不同”，就有自由主義因素。這個“和”，有兩個意思：一個是“尚和”、“非攻”，與“尚兵”、“征伐”相對立；另一個是“和”與“統”這兩個大概念的對立，這在中國的文化上非常重要。我們講的「和」應該是“和而不同”，真正的“和”是多樣性的統一，是多元的整合，如加加美教授剛才講的自由主義本來是多元的。多元裏麵求和，“和”有多元的基礎；而“同”是一元獨尊，沒有多元基礎。“和而不同”最早出現在《國語》中。鄭桓公問史伯，周幽王為什麼滅亡，史伯回答說：“去和而取同。”後來，孔子發展了這個思想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二者差別很大。所以，真正的自由主義應該是“和而不同”的，是尊重不同觀點的“和”，這才是最寶貴的。我非常欣賞、尊敬蔡元培先生，覺得二十世紀的中國最缺少的是蔡元培先生這種人。他的精神就是“和而不同”的精神，不管你是陳獨秀，還是辜鴻銘，還是魯迅，立場不同不要緊。重要的是一概尊重，“兼容並包”。這是很偉大的思想，是真正自由主義的思想，二十世紀我們不是缺少文化知識，而是缺少這種文化情懷。蔡元培先生在《紅樓夢》研究中是索隱派，他的方法我不讚成，但是他給另一個索隱派作者作序時有四個字，大家不太注意，即“多歧為貴”，很多分歧才是寶貴的。“多歧”，就是“不同”，“不同”而和才可貴，所以說，“和為貴”還不夠，“多歧”而“和”才寶貴。加加美教授重視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今天，我們講“尚和”，應該講到這個層麵，這個哲學層麵，“和”、“同”關係的層麵。如果“和而不同”哲學成立了。我們在處理如大陸與台灣的兩岸關係，處理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時，可能就會更寬容一點地討論問題，更冷靜一點地討論問題。
另外，剛才田稻先生所提出的問題，很有意思，實際上就是關於本質化的問題。對於本質化，我做過很多批評，本質化其實就是簡單化。所以我在闡釋的時候盡可能避免這種傾向。但是，有個問題，就是我們的人文科學如何成為可能，這是個很大的問題。如果沒有價值判斷、沒有東方與西方的比較行不行？沒有傳統與現代的劃分行不行？這都是非常大的問題。反對本質主義是有道理的，但反過頭了，變成什麼都是相對的，無所謂尚文尚武，不承認一個人一個民族確有某些本質特點、某些根本傾向，連整天講“武裝鬥爭”也說是“尚文”，這就離科學很遠了。社會科學、人文科學要成為可能，不能沒有參照係。中國有一句話叫“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們當局者自己是看不清自己的，要拉開距離才能看得清，要有一個參照係。不參照西方的大曆史，大征服的曆史，就看不清中國“尚文”的傳統；沒看十字軍的東征作參照係，我們就不了解中國缺少“絕對神”的旗幟。二十年前我在中國就講係統論，講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都是個大係統，西方宗教也是個大係統。大係統中包含許多小係統，母係統中包含許多子係統。處於不同的子係統，就帶有不同的係統質。例如中國文化這一母係統、總係統裏麵就包含民族子係統、滿民族子係統、蒙古民族子係統。我講中國的曆史文化，主要是指漢民族文化，不是藏文化，也不是蒙文化。蒙古作為遊牧民族，錢穆先生認為遊牧民族是向外征服的，所以形成了成吉思汗的這種征服的狀況，這與漢民族是不同的。此外，滿民族子係統與漢民族子係統也是不同的。還有就是對西方宗教的看法，西方宗教的母係統、大係統裏麵會有很多的宗教，如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都是不一樣的，就是在《聖經》裏麵，《舊約》與《新約》也是非常不一樣的。我今天講到的“尚柔”、“尚和”是和《舊約》非常不一樣的，《舊約》“尚火”，與我國《道德經》的“尚永”，顯然不同。我常對朋友講，我喜歡孤獨的上帝，不喜歡有組織的上帝，或者說喜歡孤獨的基督，不喜歡有組織的基督。有組織的基督會打基督的旗號做一些違背基督精神的行為，包括侵略行為。「絕對神」的觀念一定會有排他性，不應當掩蓋它的弱點。正視弱點，不是否定基督教，更不是否定西方文化。這個解釋對不對可以考慮。
張夢陽教授：我再說一點。確實是真理愈辯愈明，這個討論是愈來愈明確了。我覺得思辨首先應辯清概念，我剛才又思考了一下張琢兄講的毛澤東是“尚文”還是“尚武”的問題，他是“以文禦武”。毛澤東“以文禦武”的“文”字和劉再複先生講的“尚文”精神不是一個概念。毛澤東“以文禦武”，實際上是以一種謀略的手段來把那些元帥和將軍製伏住，然後達到消滅對方的目的，所以還是“尚武”的。那希特勒是“尚文”還是“尚武”呢？希特勒是法西斯軍事首領，但是他也有戈培爾那樣的宣傳家，所以。我講的餘傑先生一提出毛澤東的事情馬上就被“絞刑”，就是毛澤東的思維模式。他（毛澤東）的靈魂在中國遠未被認清，還按照他的模式去幹。當然，我也不同意餘傑的觀點，我同意劉再複先生“和而不同”的觀點。就是將來中國真的民主化的話，毛澤東這種人也應該允許他存在，也別把毛澤東給消滅了。
同學：今天有機會聽劉老師的演講非常高興。我們在八○年代就非常喜歡劉老師的文章。劉老師主持《文學評論》以後，麵貌一新，我們都受到很大的鼓舞。那時候，我們對劉老師的知識、學問、魄力都非常地敬仰。經過天安門事件，我們又有幸一睹劉再複先生作為大知識分子的人格，更增加了對劉再複先生的尊敬。所以，非常希望知道，在天安門事件的前後及您的情況，請您向我們介紹一下，謝謝。
劉再複教授：我出國以後，心態非常自由，該說的話就說，不情願說的話就不說。我認為隻有這樣，人才能保持天真天籟。所以，我拒絕世故。任何問題，都可以誠實地談一談，特別是與一些非常誠懇的朋友，更可以無所不談，但是，我不願意太多地談論政治，即使觸及政治，也隻願意從文化層麵上看。從文化的層麵上講，“六四”帶給我生命曆程一個大的轉折。王蒙寫的一篇回憶胡喬木的文章中說：“我現在要保護兩個人，一個是李澤厚，一個是劉再複，他們兩個是真正做學問的，這次被卷入政治，也不能隨便點他們的名。”我相信胡喬木的話代表故國對我的理解。事件過去了，外在的評價對我來說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表述我個人的真實自由的聲音，這是最重要的。在這個生命的轉折點上，給我帶來一個東西，就是逃亡。逃亡對於一個作家是非常好的事情，有人認為不好，但我認為非常好。我的朋友高行健說過一句話：“我們現在要高舉逃亡的旗幟，拒絕政治投入，隻有逃亡，才有自由。”我們逃亡不是政治上的反叛，而是為了自救。“六四”的時候，我已經四十八歲了，如果不趕緊贏得時間，贏得自由時間、自由心態，那將一事無成。我們過去太多的生命消耗在政治當中，隻有逃亡，贏得一張平靜的書桌，才能充分表述，才能進行精神價值創造。所以，逃亡是非常好的事情。這是第一層意義。第二層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就是進入文學狀態。我在二○○○年出過一本書，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的書，題目是《論高行健狀態》。當時，高行健作為我的朋友，他得獎我很高興，很多記者、很多朋友要我寫文章來談高行健，我說我要講高行健，四個字就可以講清楚了，就是他的“文學狀態”。在中國大陸的作家裏麵，不知道什麼叫做“文學狀態”，但是高行健非常明確，“文學狀態”就是一種非政治的狀態、非集團的狀態、非主義的狀態，也是非市場的狀態。也是極端孤獨的狀態。文學狀態與非文學狀態是可以分清的，比如《紅樓夢》中的林黛玉與薛寶釵，林黛玉是文學狀態；薛寶釵就不是文學狀態。林黛玉是天真的、孤獨的，沒有世故的；薛寶釵卻是世故的。什麼叫世故，世故即不是從內心裏麵說話，不是內心愛怎麼說就怎麼說的，薛寶釵是看關係來說話的，對賈寶玉這麼說話，對王夫人那麼說話，比如金釧是王夫人打使她跳井死了，王夫人自己整天念佛，非常緊張，找薛寶釵談談，薛寶釵就安慰她說，你不要煩惱了，阿姨，說不定是金釧不小心掉到井裏去的。她是看關係來講話的，是世故的狀態。文學狀態一定是率真的、孤獨的、非功利的、非功名的狀態。我和高行健聊天時，常常愛說一種生存的狀態，“山頂獨立，海底自行”的狀態。從一個比較高遠的層麵上說，“六四”這麼一個曆史運動使我贏得“山頂獨立，海底自行”，也可以說，“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的狀態。這是沒有想到的。當然，“六四”中死去的亡靈的眼睛老是看著我，我心中總是感到不安，這是另外一個層麵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