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論魯迅狀態——答香港《城市文藝》編者問
編者：你的學術從魯迅研究出發，二十多年前就寫作了《魯迅美學思想論稿》、《魯迅與自然科學》、《魯迅傳》。出國後不久，你在日本東京大學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表了《魯迅研究的自我反省》，但你似乎並沒有停止對魯迅的思考，五年前，你在紀念魯迅誕辰一百二十周年時，就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奇與悲劇》，並在《亞洲周刊》上和李澤厚先生作了一次對談。最近這幾年，你“返回古典”，出版了《紅樓夢悟》，還經常涉筆談論《山海經》、《六祖壇經》等古代人文經典，那麼，你還繼續思考研究魯迅嗎？
劉再複（下稱劉）：出國後我就放下對魯迅的學術研究，視野投放到更廣闊的領域。但是對魯迅的思考卻從未停斷過，這種思考將貫穿我的整個人生。魯迅對於我，不是一般的研究對象，他已成為我的精神血脈的一部分。
一九九一年，我在東京大學所作的自我反省，事實上，是作一次心靈告白，告訴朋友也告訴自己，盡管有那麼多朋友肯定我的研究，但我覺得自己的過去並未完全擺脫意識形態的陰影，也沒有擺脫毛澤東的“三大家”（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和瞿秋白的“兩段論”（從進化論到階級論的馬克思主義飛躍）的影響。也就是說，沒有放下他人設置的概念，隻用“頭腦”思索魯迅。反省之後，則要放逐概念，用生命去感受魯迅，用生命麵對生命，揚棄一切政治話語。
編者：用生命麵對生命和用頭腦麵對頭腦，應當有很大的區別，你能說說這兩者的區別嗎？
劉：任何思索都離不開頭腦，我說不能隻用頭腦，是指不能隻用概念去界定魯迅而把魯迅本質化。我曾說過，本質化就是簡單化。把魯迅界定為“革命家”，“兩段”人，都是簡單化。生命是極為豐富複雜的，例如王國維，他在政治變動和朝代更替中，確實是“落後”的，完全跟不上所謂“時代步伐”，和張勳複辟的辮子軍勾勾搭搭，但是，在人文的思索中，卻很先鋒。二十七歲的時候，就借用德國哲學家叔本華的思想闡釋《紅樓夢》，完全是個先知型的天才。魯迅也極為豐富，你說他是“革命家”，可是他偏偏是嘲弄“革命”、“革革命”的幽默家，對“排頭砍去”的李逵和殺人如麻的張獻忠等農民革命者非常憎惡，對滿身革命氣的創造社諸子也極反感（鬱達夫例外），難怪郭沫若要說他是“二重反革命”，其實，說他是革命家和說他是“反革命”，都是簡單化。作為一個很有創造活力的生命，魯迅絕對不會同意用幾個大概念來描述他，他自己也絕對不會認為自己是什麼“革命家”、“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後那麼多文章說他是馬克思主義者，都是強加給他的大概念。
編者：作為一個生命，魯迅這個生命個體的複雜性表現在哪裏？你能否概括地講講。
劉：說他豐富複雜，是指他的生命整體是個巨大的矛盾體，其生命場是個巨大的張力場。你說他是啟蒙家，不錯，可是，他又偏偏超越啟蒙，成為中國現代作家中唯一有現代感、唯一叩問存在意義的先鋒派，《野草》就是明證。然而，也不要把超越啟蒙具有形上意味這一麵過分渲染，以為魯迅就是克爾凱戈爾，就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其實，他根本就不想進入陀氏的靈魂磨難的世界。他有時非常形而上，非常虛無，有時又非常形而下，非常實際。他公開宣稱編講義是“為吃飯”（《集外集續編廈門通訊（二）》），寫文章就是為了糊口，並非為了什麼革命大業。他有時非常關心民瘼、關懷社會，很“人道”，有時又想“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很個人化。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常在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之間擺動。他討厭莊子的無是非觀，寫了《起死》嘲諷他，其厭惡情緒波及到施蟄存先生，可是他又承認自己中了莊周的毒，有時很隨便，有時很峻急。在中國現代作家中，沒有一個像他那樣能說出“唯虛無乃是實有”的話，具有那樣刻骨銘心的空無感，也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那樣重視“吃飯哲學”。當“五四”新文化運動高舉易卜生的“娜拉”名字時，唯有魯迅最清醒，他提出“娜拉走後怎麼辦”的問題。婦女解放、個性解放的“模範”娜拉，她告別丈夫走出家門後，靠誰吃飯，靠什麼吃飯？沒有飯吃，哪來的自由？《傷逝》裏的子君，就是中國的娜拉，她的悲劇不正是沒有飯吃而保不住情愛的悲劇嗎？魯迅臨終之前，還叮嚀不要讓孩子充當空頭文學家，也就是不要當隻會唱高調、一點也不正視社會根本的空談家。
編者：你剛才說魯迅的“個人主義”不同於西方的克爾凱戈爾、陀思妥也夫斯基，能否更具體地說說。
劉：西方思想者，不管他們的思想有多大的差異，但都有宗教大背景，所以他們的“個人主義”，便連帶著個人靈魂拯救的問題。克爾凱戈爾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焦慮，不是魯迅那種在很個人化時還有吃飯問題（人道關懷）的焦慮，而是靈魂如何解脫與飛升的焦慮。可是，魯迅不管怎麼形而上，卻始終關心一個“肉”的解放問題，一個“人”的生存問題即社會合理性和人道主義問題。所以他無法接受陀思妥也夫斯基那樣通過“肉”的磨難而達到“靈”的拯救的思路。盡管魯迅知道把這種思路帶入文學，會使文學獲得靈魂的深度和崇高感。在陀氏看來，隻有在地獄（苦難）中忍從，才能走向天堂，苦難本身就是天堂的階梯，甚至苦就是樂，這種東正教邏輯，魯迅是絕對無法接受的。所以他隻能擔當揭露苦難、反抗苦難、拆毀地獄的角色，對於維護地獄的各種鬼蜮，一個也不寬恕。魯迅的孤獨感，不是被上帝拋棄後的孤獨，不是失去精神家園的孤獨，而是麵對麻木的社會，他的呐喊無人回應的孤獨。夢醒了，但醒後無路可走。他想改革，但積習太深的國民根本無法理解改革的真正內涵，他所要啟蒙的民眾，靈魂離他太遠了。
編者：你和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也說明了魯迅與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區別，你們認為，陀氏的罪感，是存在之罪，也就是生而有罪，是不遵從父親的意旨偷吃禁果而播下的原罪。而魯迅的罪感，則是曆史之罪，是父輩文化、祖輩文化的吃人之罪，所以他不再遵從父親，而要審判父親，他的《狂人日記》和五四時期的作品，都在審判父輩文化。魯迅這種對罪的判斷，是不是把責任都放在父輩身上，對傳統過於苛求？
劉：魯迅的《狂人日記》確實是在聲討父輩文化的曆史之罪，非常激烈，非常徹底，其他作品也不留情，但是我們在《罪與文學》中特別指出一點，就是魯迅的可貴之處是不僅揭露父親有罪，而且正視“我也有罪”。狂人在抗議“被吃”的同時，也確認“我也吃人”——“吃妹妹的肉”，這就是懺悔意識。所謂懺悔意識就是確認我也有罪，我也有責任，我在有意無意中進入了“共犯結構”，就像《藥》中的華老栓，無意中也參與了吃“人血饅頭”。魯迅“啟蒙”讀者，把祥林嫂推入苦難深淵的，並非幾個“壞人”，而是與她相關的那個關係網絡，我們都可能是扼殺她的共謀。魯迅關於罪的思索與呈現沒有宗教背景，這一點使他與西方思想家區別開來。他看到中國曆史文化的“大罪”，而我們又是這一曆史文化的載體，身上帶有這一文化的毒菌，所以也有罪，也要無情地解剖自己。西方宗教家認為你的罪是因為你早已背離你的父親（天父），而魯迅則認為你的罪（包括我的罪）是因為你我承繼了父親（父輩曆史文化）的基因。把握這一巨大的區別，就可以了解魯迅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特色。魯迅和五四文化改革者發現“父親”乃是罪源時，便采取“矯枉過正”的策略，“反戈一擊”，不僅宣判父親有罪，而且有“吃人”的滔天大罪，這當然是太激烈，太偏激了。今天我們隻能把當時的思想放在那個曆史語境去理解，而不是把它拿來當作今天評價故國文化的準則。
編者：你最近在香港《文學研究》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中的兩大精神類型》，把魯迅視為熱文學的類型，把高行健視為冷文學的類型。一個熱烈擁抱是非，一個抽身冷觀是非；一個是救世的戰士態度，一個是自救的隱士態度。魯迅在世時，對周作人、林語堂等人的隱士態度是批評的，不滿的，可是你既崇尚魯迅，又欣賞、支持高行健，這不是有衝突嗎？
劉：我是個多元論者，覺得作家要選擇怎樣的立身態度，具有充分的自由，我既喜歡魯迅所愛的嵇康，也喜歡高行健所愛的慧能。魯迅“救救孩子”的呐喊非常寶貴，高行健的“救救自己”也有理由。魯迅和高行健相隔六十年，處於完全不同的曆史場合和時代語境。魯迅那個時代，對於中國來說，確實是個生死存亡的時代，用魯迅的話說是“風沙撲麵”“狼虎成群”的時代。在那種語境中，魯迅認為躲到一邊飲茶喝酒、玩玩幽默小擺設是不和諧的。魯迅始終肩扛黑暗的閘門，義無反顧。這確實是偉大的。但是，即使在“風沙撲麵”的曆史場合中，我們也不能要求每個作家都去當“戰士”，也應當允許有些作家抽離戰場去進行冷觀與進行精神創造。當年的喬伊斯，如果不是從世界大戰的戰火中抽身，就沒有巨著《尤利西斯》。我們不能要求普魯斯特一定要當左拉式的抗議社會的作家。高行健所處的曆史場合是市場覆蓋一切，權力角逐和財富角逐布滿人間的社會，而作家一旦進入權力框架，就會失去自由，所以他選擇抽離現實權力關係的路向，不做造反者、革命者，也不做審判者和“社會良心”等大角色，隻做觀察者、見證人和藝術呈現者。他不是不關懷社會，而是從更長遠的層麵上關懷社會。他是一個卡夫卡、貝克特式的作家，所以我也欣賞、支持。
編者：你在闡釋高行健時，用“文學狀態”四個字來描述。你界定的“文學狀態”，是非政治、非集團、非功利、非市場的狀態，按此尺度，你是不是會覺得，魯迅有時不在文學狀態中。
劉：我始終認為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家，並認為他多數時期都有很好的文學狀態，尤其是他的前期。他是個“孤獨者”，基本上是一生孤軍作戰。他雖然關懷政治，但不進入任何政治集團，不上任何政治戰車，也沒有什麼“主義”，更沒有權力慾望與功名心，這就是最基本的文學狀態。他對政治對社會說了許多真話，甚至說了許多極為犀利的激憤之辭，但這些言論文章，都是作家的真誠由衷之言，並非政客的虛假之言。正因為是作家的率性之言，所以我們不能因為尊敬魯迅，就把它上升為普遍理性原則，更不能把它視為革命真經，這樣不僅會誤導社會，而且也會毀掉魯迅。我常感到惋惜，魯迅的文學生涯太短，從發表《狂人日記》到去世，還不到二十年。在短暫的文學生涯中，他又花了那麼多時間去介入社會紛爭，特別是後期，他受國際上的左翼思潮的影響，也宣稱文學是政治鬥爭的一翼，政治傾向性過於強烈，在文學之外花費了太多心思，無端地消耗了自己的一部分天才。後期魯迅的“知識分子角色”常常壓倒“文學家角色”，換句話說，魯迅後期常常離開文學狀態。所以我用“文學狀態”來描述高行健，卻不用這四個字來描述魯迅，我寧可用“特異精神狀態”來說明魯迅這個偉大文學家。
編者：你能講講魯迅精神狀態的特殊點嗎？
劉：魯迅的精神狀態很特別，也因為特別，才形成他的人格奇觀。我們可以多視角地觀賞他的特異的精神狀態。僅以他的文學出發點而言，就非常奇特，可以說，他一步入文壇，寫作《狂人日記》，就“破釜沉舟”，不留後路，不留退路。他宣布故國的人文體係是“吃人”的體係，不留任何餘地，不給老祖宗一點麵子，完全是與之決戰到底的姿態。他的作品和思想的徹底性，正是來自這種精神狀態的絕對性。宣布與傳統決裂，不留後路，這隻是一方麵。另一方麵他又沒有前路，西方文明並不是他的前路，他不像胡適，對西方文明有那麼多認同，他很早就懷疑以“眾數”決定一切的議會民主。他崇尚的文學並非歐美文學，而是果戈理所呈現的俄羅斯文學和東歐等小國的被壓迫民族文學。還有一點是值得注意的，他不信神，沒有宗教信仰，也就是說，他也不指望天上有路。最後，他甚至覺得地下也沒有路，即死後也沒有路。祥林嫂擔心死後被鋸成兩半，提出人死後還有靈魂嗎？這是魯迅的問題（祥林嫂不可能提出這種問題）。顯然，魯迅覺得死後靈魂也無路可走。在前後上下的困境中，他隻知道自己是個過客，隻是努力活在當下，努力往前行走。他的戰鬥幾乎是在四麵楚歌、四麵埋伏狀態下的戰鬥。在沒有前路後路和天上地下之路的境遇下，既不自殺，也不頹廢，既不發瘋，也不退隱，那就隻有選擇決一死戰的殊死的戰鬥。“能殺才能生”，這是他的人生理念，也是他的精神狀態。他就是要與黑暗抗爭到底，不惜與黑暗同歸於盡。《鑄劍》中的黑衣人（宴之敖者），他的人格化身，所選擇的路就是複仇到底，與仇敵同歸於盡的路，這是一種氣壯山河但又令人感到恐怖的路。魯迅的這種特異精神狀態，是戰士狀態，猛士狀態，甚至是“死士”狀態，其感人處是一點也不妥協，其讓人困惑之處，是“一個也不寬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