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小攀：您博覽群書，閱讀非常廣泛，文、史、哲，古今中外，什麼都讀，能否簡約地說說您讀書的最基本經驗？
劉再複：我雖然酷愛讀書，也廣泛讀書，但最終認定，讀書最要緊的不是讀多，而是讀通。所謂讀通，就是要穿透書本。我的讀書三部曲是：（1）擁抱書本（2）穿透書本（3）提升書本。關鍵是穿透書本，即讀通，讀通了才能吸收、質疑和再創造。人世間的書籍太多，如山如海，因此，隻能有選擇地讀。從事專題研究時，有關的一切資料、史料、書籍都得覽閱，不喜歡讀的也得讀，選擇性較少，但其中具有真知灼見的還是則要抓住不放，讀通讀透。有的書不可信，不可信的讀了就扔掉。講述同一個對象、同一個專題，往往有許多書，我們在讀中可作些比較。比較性的閱讀很能提升自己。專業之外，我選擇各種人文基本經典作為自己的護身符，經常閱讀、重複閱讀，一部一部把它讀通，把它化作靈魂的一部分，例如商務出版社編譯出版的的西方人文學術名著和從荷馬、但丁到莎士比亞、托爾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的文學經典，讀通了真受益無窮。我自己還有一條經驗，有些好書不僅要用頭腦讀，而且要用生命去讀。一旦用生命與心靈閱讀，就會真有心得。我讀《紅樓夢》，就是用生命去感悟。
吳小攀：您的學術研究很重視思想見解，也常常提出一些他人未曾說破的見解，這是學問與思想的結合。從哲學路線上看，您更多的是從一般到特殊，還是從特殊到一般？
劉再複：八十年代初期以及更早一些，我大約受時代風氣的影響，因此在寫作《魯迅美學思想論稿》時，其哲學方式是從一般到特殊，即先確認普遍的、一般的原則，例如確認普列漢諾夫美學思想的真理性，瞿秋白關於魯迅思想兩段論的真理性，現實主義創作方式是最佳創作方法的真理性等，然後再開掘魯迅本身的文藝思想、美學思想。
出國之後我在東京大學（1991年）的魯迅學術討論會上作了一次《魯迅研究的自我批判》的講話，清理的正是從普遍原則到特殊對象的把握方式。這之後，特別是最近幾年，我才發現一切天才都是從特殊到一般，其實魯迅本人也是從特殊到一般，狂人、阿Q，都是特殊的，但這些形象一旦站立起來，便呈現中國文化的普遍內涵。李後主的詞，寫的是他自己，很特殊的孤獨感寂寞感，而一旦書寫出來，卻是人類共同的煩惱與傷感，“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這是普遍的人生感慨，具有普世價值，但它是從個別與特殊而來的。
偉大的文學經典都是從特殊到一般。《紅樓夢》寫一個家，很特殊的一個貴族之家，但呈現出人類普遍的人性狀態與生存狀態，對人性具有極為深刻的認知，很了不起。審美判斷、文學批評，也應從特殊到一般從審美感覺出發，就是從特殊出發。而從某種標準出發，則是從一般出發。從概念出發和從某些原則出發的文學批評，不會是好的批評。像別林斯基這樣的文學批評天才，其過人之處是藝術感覺極好，這裏有特殊的感覺能力，和綜合判斷能力，但絕對沒有什麼政治標準、藝術標準支配他。當然，在他們的心目中自有一個屬於他自己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王國，即他的審美王國與文學王國，這是他的內在參照係，一種很難完全說清的燭照文學作品的生命火炬與審美火炬。典型，這也是從特殊中到普遍，如果把典型作為普遍原則並作為審美的出發點去丈量一切審美對象，則又是從概念出發，又落入新的陷阱。
吳小攀：您從事文學三四十年，無論是在文學研究、文學評論還是文學創作上都取得成就，那麼，您能否給文學下個定義？文學最基本的要素是什麼？
劉再複：文學、美學，概念太大，很難下定義。但是，為了抓住要害，也為了論述方便，我在以往的文章中也說過：文學乃是自由情感的審美存在形式。我們在探討文學是什麼的時候，最好先講講它不是什麼。說文學不是科學，這比較好理解，但我們在20世紀中理念最為混亂的是讓文學與政治、道德、意識形態糾纏一起，在此語境下，我們首先要說，文學不是認識論，即不是是非判斷的存在形式；也不是倫理學，即不是善惡判斷的存在形式。但它是美醜判斷的審美形式。認識論追求對真理的認知，倫理學追求對善的認知，文學則是追求對美的呈現。文學也包含著理解、良善等因素，它能以美啟真、以美儲善（李澤厚語），但它不是直接轉達真理原則與道德原則。真理與倫理顆粒在文學中，如同鹽在水中，隻知其味，不見其形。
吳小攀：那麼，文學最重要的要素就是美了？
劉再複：我認為文學應包括三大要素：心靈、想象力、審美形式。文學是心靈的事業，不是功利的事業，它與社會功利有關，但它是用心靈審視人間功利活動，而不是追求功利。文學一定要切入心靈，才是真文學、好文學。我國的《紅樓夢》，其偉大處，正是深深地切入心靈。《封神榜》情節離奇，“很好看”，我在小時候就聽得入迷，但它不是好文學，因為它隻切入身體，未切入心靈。它不展示內心。它的人物有特異技能，但無豐富心性。它的長處是有想象力，但是文學的想象盡管天馬行空，但還是必須符合生活邏輯與心靈邏輯。想象力是指文學的無限自由時空，尤其是內心主觀宇宙的自由時空，曆史、新聞等就沒有這種時空，而隻有現實時空。現實主義寫法也需要想象力，生活在現實中的人，其心理活動也是沒有邊際的。還有，文學必須有審美形式，文學既要有精神內涵，又要有審美形式，二者缺一不可。天才所以是天才，在於他善於把自己的感受轉化為精彩的審美形式。文學審美形式的第一要素是語言，好作家一定是駕馭語言的好手，好作品一定會有語言的魅力。
我把文學界定為自由情感的存在形式，而把宗教界定為神聖情感的存在形式。宗教不像文學這麼自由，宗教也是心靈的事業，也是情感的存在。康德很了不起，他早就把上帝、界定為情感存在，它不是理性存在，不是用邏輯可以證明的，即不是可以用認識論解決的。文學也是如此，它不可以實證。宗教與文學的相同點是兩者都不是理性存在而是情感存在，但文學是自由情感，宗教是神聖情感。文學沒有主宰，連上帝的話語權力都可以不承認。但它也有信仰，那是對美的信仰。在文學中，審美秩序高於道德秩序，也高於宗教秩序。“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題就是這樣產生出來的。
吳小攀：您喜愛文學，也喜愛思想，但用您的語言說，思想是一種理性存在，它與文學能相容嗎？
劉再複：文學必須有思想，應當有大思想。思想有多種形式，它有理性形式即邏輯形式，有神性形式即宗教形式，也有感性形式即文學藝術形式。但要特別注意的是，文學中的思想，包括哲學思想，都是化作血液的思想。換句話說，文學中的思想總是化作情感而呈現。例如在哲學上可以講空、講無，講世界的本質是黑暗，希臘悲劇《俄底浦斯王》的天才思想正在道破這一點，但它是通過主人公殺父娶母後自戕眼睛，在肉眼消失之後才看到這一切本質並因此噴發出驚天動地的情感力量。偉大的文學經典都蘊含著天才的思想。正如前邊說過的，思想如同鹽化入水中，你可以感覺到，但不能直接看到。開掘作品中深藏的思想，乃是文學評論一項基本使命。
吳小攀：能否說說您最喜愛的世界文學十部經典或十個最偉大的作家？
劉再複：如果我被上帝處罰流放到月球上而上帝又允許我帶十部偉大文學經典，我將攜帶：《伊利亞特》、《俄底浦斯王》、《神曲》、《麥克白》、《唐·吉訶德》、《浮士德》、《悲慘世界》、《複活》、《卡拉瑪佐夫兄弟》、《紅樓夢》。
吳小攀：如果上帝更寬厚些，還允許帶《紅樓夢》以外的十部中國文學經典，您作怎樣的選擇？
劉再複：我將攜帶：莊子、陶淵明、《史記》、李後主詞選、蘇東坡詩集、《聊齋誌異》、《古文觀止》、《唐詩三百首》、《傳習錄》、《西遊記》等。
吳小攀：您對漢語文學（或稱華文文學）有什麼期待與展望？能不能談談華語文學在21世紀的前景？
劉再複：前景很難預測。但我倒是有所期待，就是期待漢語能像前兩個世紀的英語一樣，能像讓英語寫作走出英語世界，我們的漢語寫作也會走出漢語世界，我國的漢語作品能更廣泛地走入人類世界的心靈。要這樣做，關鍵不在於把漢語作品譯為英語和其他民族文字。現在我們的留學生很多，翻譯人才很多，語言轉換已不是難題，關鍵是漢語作品的內容不要總是局限於本民族的問題。我們熟悉本民族的生活，取材於本民族是理所當然的，問題是作品的精神內涵和人性深度不能老是局限於本民族，還應當有人類的普遍焦慮，人性的普遍困境。西方作家寫美國生活、英國生活、德國生活，其實也在寫人類生活。我們中國作家也應如此，寫中國生活，其實也是寫人類生活，蘊含於作品中的問題不僅是一個民族的問題，也不隻是一個時代的問題。像《紅樓夢》所揭示的人性困境、情感困境，便是全人類的問題，其中的各種衝突，也不僅是一個時代的問題，而是所有時代的問題，即時間大維度上的問題。高行健的《一個人的聖經》，表麵上看寫的是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實際上深層寫的是人類普遍的革命生活與日常生活、自由與限定、人性的脆弱與人性的欲望等諸多方麵永恒的衝突，是人的“煩”、人的“畏”等存在問題。這樣我們才能走出20世紀的老題目，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