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反駁光明日報的批判——《亞洲周刊》江迅專訪錄
北京《光明日報》周前對劉再複、李澤厚合著的《告別革命》提出猛烈批判，不點名指責劉再複、李澤厚二人十年前在《告別革命》一書中提出的觀點是“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否定近現代以來的一切革命，反對社會主義製度，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實行“全盤西化”，指責他們是“以‘重新評價’為名，歪曲近現代中國革命的曆史、黨的曆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
北京《光明日報》特邀北京大學教授沙健孫、梁柱，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文海和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龔書鐸四位資深學者，就所謂“曆史虛無主義”問題座談。三月十五日《光明日報》發表長文《警惕曆史虛無主義思潮》座談紀要。此文引發思想界和學術界巨大反響，官方人民網（www.people.com.cn）、中國網（china.com.cn）、四川社會科學在線（www.sss.net.cn）及網易部落（bulo.163.com）等數十家網站轉載，網民在眾多論壇上紛紛跟貼，展開反批評。正在香港城市大學講學的劉再複，在闡釋“告別革命”理念的時候，說：“《告別革命》書中早已說明，我們並不否定以往革命的曆史合理性，隻是不讚成把暴力革命視為曆史必由之路，視為唯一聖物。”
研究超越意識形態
劉再複說：“我們對中國近代史提出一種新的認識，認為近代史不僅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國、義和團、辛亥革命）的曆史，還應當包括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等改良運動的曆史。”他說，中國近代史是一條線索的曆史，還是兩條線索的曆史？近代史應當要講爭取民族獨立、民族革命的曆史，反對帝國主義和專製王朝統治的曆史，但能不講一百多年中國接受現代文明、不斷走向現代化的曆史嗎？評價曆史人物，應當超越黨派和意識形態，看其對中華民族的進步做了哪些實事，講的是“實”，不是“虛”，這恰恰不是虛無主義，而是求實精神。《光明日報》這四位學者認為，當代中國“曆史虛無主義思潮”，“是一種違反曆史事實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反社會主義思潮”。沙健孫認為，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是：提出否定革命、“告別革命”的主張，認為革命隻起破壞性作用，沒有建設性意義；把“五四”以來中國選擇社會主義發展方向視為離開所謂的“以英美為師”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誤入了歧路，宣稱經濟文化落後的中國沒有資格搞社會主義；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方法，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和主流，把它說成是一係列錯誤的延續。
李文海、龔書鐸認為，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集中體現，就是所謂的“告別革命”論，竭力渲染革命的“弊病”，公開判定“二十世紀的革命方式的結果隻是實現了專製複辟”，其影響之壞，危害之大，不可不防。梁柱認為，應看到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根源，發生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蘇東劇變及其後國際上出現的西強東弱的總體態勢，使社會主義“失敗論”、馬克思主義“過時論”、共產主義“渺茫論”的市場擴大。革命隊伍裏有人因低潮出現而驚慌失措，喪失信心，另找出路。曆史虛無主義思潮的出現，正是要求“重寫曆史”，鼓吹“告別革命”，說到底是為“另找出路”。
當劉再複教授在香港城市大學演講中國古典文化和古典文學時，北京卻開始掀起新一波反新自由主義浪潮，批判“告別革命”。其實，“告別革命”源自劉再複與李澤厚十年前出版的長篇對話錄《告別革命》，他們對“革命是聖物”的理念作了反思，對“暴力革命是曆史必由之路”作了“告別”。他們認為，影響過去一百年中國命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但展望新世紀，不能再把革命當作聖物，他們主張以“改良、建設”代替“破壞”，決心“告別革命”。
革命隻是部分曆史
這本書已出版韓文版，二○○四年香港中文版已發行第五版，關注的人愈來愈多。劉、李在“告別革命”之後，又提出“返回古典”命題另一文化思路。劉在香港演講古典文化，正是探索現代文人如何從中國精神傳統中吸取思想資源。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現任香港城市大學榮譽教授的劉再複，每年都會從美國到香港講學。今年三月一日起，為期四個月，在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作六次演講，已開講的是：中國的貴族文學，中國的放逐文學，中國的挽歌文學。之後的演講是：“雙典批判”（對《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的批判，不是文學批評，而是文化批判，是價值觀問題）。就最近受到不點名批判一事，劉再複接受《亞洲周刊》訪問。
談到《告別革命》一書，劉再複說：“以往人類的曆史是否就是階級鬥爭的曆史、暴力革命的曆史？曆史的主要脈絡是生產力的發展（包括生產工具的變革）還是暴力革命？我們認為，暴力革命在曆史長河中，隻是一些瞬間，一些短暫時期，主要的脈絡應是生產力的發展。當社會出現階級利益衝突，包括世界秩序衝突時（現在仍有這種衝突，如貧富懸殊不均的衝突），那麼，麵對矛盾衝突，應采取什麼解決辦法？是把階級鬥爭的極端形式暴力革命作為‘第一優先’的選擇，還是把階級協調、改良改革作為第一選擇。我們認為暴力革命是不得已的選擇，能通過協商、調和、妥協的辦法解決，總是比火與劍的大規模的流血辦法好。”
劉再複認為，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成執政黨，中國是要“繼續革命”，把民族生活重心放在階級鬥爭上，還是要“告別革命”，把民族生活重心放到經濟建設之上，即鄧小平所說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毫無疑問，應當選擇後者。中國共產黨已經從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原來隻代表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利益，現在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這是大變革、大告別，正是告別革命的思路，以下是訪談要點：
十年來，你們對大陸批判“告別革命”很少作回應，為什麼？
十年來很多人批評“告別革命”，都沒有看《告別革命》這本書，隻是看了書皮，看了“告別革命”四個字，心情就緊張起來了。對“告別革命”理念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是，和《光明日報》上的四位曆史論者很難討論，很難進入學理性問題。他們首先設置一個政治審判所，使用的完全是本質化即簡單化的“文革語言”，沒有冷靜的學術心態，隻有亢奮的革命心態，更沒有進入問題的建設性態度。這就很難討論問題。
你對《光明日報》上的四位學者熟悉嗎？
對這四位學者，我都很陌生，昨天才有朋友告訴我，沙健孫是有名的極左派，早在鄧小平生前，就批判鄧小平了，這一信息使我更明白他們的心態。二十世紀的中國，特別是發生了災難深重的“文化大革命”，這是革命理念極左化的結果。這一沉重的教訓是必須汲取的。
頭腦留在六十年代
《光明日報》文章四學者中，有位叫李文海的，《亞洲周刊》報道過，他批判電視連續劇《走向共和》，我恰恰對這部電視劇很看好，《走向共和》對曆史人物的評價，超越了黨派，超越意識形態。《光明日報》上的四位學者，身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頭腦卻仍停留在二十世紀中葉。這種思想的惰性告訴我們：唱革命高調和反對資本主義複辟的極左思潮正在回潮，而一旦回潮，二十年的改革，將喪失全部精神根據，最後隻能被加上“複辟資本主義”的罪名而受曆史審判，回到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路上去，這是應當警惕的。
你如何對《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作價值觀上的文化批判？
《三國演義》是中國權術大全，而《水滸傳》是暴力崇拜，對婦女的蔑視。我批評它的一個命題，就是“凡是造反的都是合理的”，一造反，就打著“替天行道”的旗幟，什麼手段都可以，武鬆為反抗，血洗鴛鴦樓，殺十六個人，連小丫鬟都不放過。從文學上看，兩部小說都是經典著作，一百零八將塑造得確實好。但文化批評和文學批評不一樣，著重價值觀。再說宋江，不能簡單說是“投降主義”。宋江在中國農民革命中，運用另一種政治遊戲規則，即要談判，要妥協，他自己並不想做皇帝。對宋江需要重新認識。所以我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是中國的“地獄之門”。
怎麼理解“雙典”是中國“地獄之門”？
中國人如何走向精神地獄，就是透過這兩本書的，它們比其他什麼學術著作影響都大，千千萬萬中國人就是通過這兩本書，塑造自己的文化性格的，不斷形成中國的集體無意識，《三國演義》的權術已發展成厚黑學。我們生活中到處都是“水滸”中人、“三國”中人，時時講權術，唱“該出手時就出手”。小衙內雖出身官僚家庭，但他還是幼兒，是無罪的，李逵用斧頭劈成兩半，這該出手嗎！這種理想不能不批評。一百零八將內，是四海皆兄弟，那一百零八將之外，是隨便可以砍殺的嗎？用兄弟倫理、親情倫理代替責任倫理，如果以此建設現代化，問題可大了。
四月十八日在香港舉辦兩岸台商論壇，請你做演講嘉賓，你準備講什麼話題？
兩岸論壇請我和李歐梵去講講。這些年我回到古典文學。這次兩岸論壇，我隻能去講講自己內心的話，談自然文化。我是反對台獨的，台灣要“去中國化”，果真如此，台灣還剩下什麼？我在城市大學講閱讀“老三經”（《山海經》、《道德經》、《六祖壇經》），講老莊，講禪宗，這是講自然，不是講意誌，世上許多問題還是讓它們自然解決比較好，不要太人為，太意誌，包括兩岸問題。此次我就講這樣的自然文化，自然解決，中華民族現在發展得很好，是鴉片戰爭以來發展最好的時期，還應該讓它繼續自然發展。
順其自然學會妥協
兩岸的經濟交流和文化交流已經非常頻繁了，那麼多台商去大陸，是少見的現象，文化上很多方麵已經統一了，無非是台灣有一些作家和文化人，覺得大陸還有專製，如果大陸專製再少一點，自由多一點，以後就沒有太多隔閡了。我相信，中國人一定會在巨大商業活動中學會妥協，學會談判。
聽說你的作品在大陸出版依然受阻？
最近本來有三本書出版的，一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紅樓夢悟》、《父女兩地書》，有一本已出清樣了，還是不能出版。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獨語天涯》和《父女兩地書》的第二版都成書了，卻被扣下了，出版社還受到批評。上海三聯書店最近有意出我女兒劉劍梅的書《狂歡的女神》，就是因為書中有我寫的序言，所以出版社上報選題時沒有批下來。自己的書不能出，我倒無所謂，隻是女兒的書，因為我的緣故受影響，我有點難過，這影響到我對故國現實的認識和情感。她自己卻看得很淡。不過，我想說，既然出了書，不管在什麼地方出，不管什麼時候出，它就是一個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