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返回古典——在“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與吟賞國際研討會”的演講（摘要）
議對兄要我來講幾句話，原來是非常嚴肅的一個學術研討會，我沒作什麼準備。不過我很高興，可以見到我的老師蔡厚示教授，還見到我的幾位老朋友。議對兄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們文學研究所的首席博士，讓我來我不能不來。實際上沒有很好的準備。
前幾天應中山大學哲學係邀請，到廣州。這是我去國十一年後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國土。我跟他們談了“瞬間與永恒”這麼一個意思。英國大思想家比撒柏林說：“活著多麼好。”盡管人生有難以釋肩的重負，但有許多美好的瞬間，就足以支撐繁重的人生。永恒就在瞬間中。
我要講的題目是：“返回古典”。這題目與研討會論題，可能有點相近。
十一年前，旅居美國，正好與李澤厚同在科羅拉多州。他在科羅拉多學院，我在科羅拉多大學。李澤厚在哲學上的成就很高，一九八八年被法國哲學院推舉為院士。這是二十世紀下半葉惟一獲此殊榮的中國人。隻可惜，哲學界知道此事的不多。我與李澤厚，二人對談，談出一本《告別革命》來。題目當然刺激。其實我們並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革命，過去的革命都有一定的曆史合理性，而是不讚成把革命看作惟一神聖，看作曆史必由之路。革命與改良相比，我們以為改良好一些。我們通過這本書對於中國近代史提供一種新的認識。書出後，有些爭議。現正進一步探討“返回古典”這一問題。因為忙，還來不及整理。
這是對於二十世紀所進行的反省。二十世紀是個否定性的世紀。返回古典，是對於二十世紀這一否定的世紀所進行的反省。是否定之否定。
二十世紀對人的否定，體現於兩個層麵：形而下層麵與形而上層麵。第一，形而下層麵，指的是人的物化與異化。經濟、科技的高度發展，人慢慢異化成機器的奴隸、廣告的奴隸、商品的奴隸，成為電腦的附件。工業革命已走到極致，走到電腦網絡。電腦把西方的程序文化推向極致。人隻能聽程序的命令，不能聽內心的命令。返回古典，就是從機器和程序的統治下走出來。第二，形而上層麵，主要是針對語言革命。二十世紀是語言學的世紀。語言革命，把語言看作是最後家園，看成精神本體。正如拉康所說，“不是我說語言，而是語言說我”。人的主體喪失。語言革命帶入文學領域、學術領域，發生了語言遮閉和語言暴力問題。首先是語言遮閉，玩語言，玩技巧，玩概念，玩到走火入魔。技巧淹沒真性情，概念淹沒真問題。覆蓋層太厚，人失去生命本體。語言的遮閉，也可稱為“語障”。所謂“語障”，實際上是人在概念的包圍中迷失，變成概念的生物。返回古典，就要從“語障”中走出來，走到生命本身，走到日常生活的真實中來。胡塞爾的現象學，講的正是這一點。另一個問題，語言的暴力也很嚴重。倘若把語言遮閉稱作“語障”，那麼，語言暴力可以稱作“語狂”。前些時接受《亞洲周刊》記者訪問，說及香港的語言暴力問題。現在看，在大陸、台灣及香港，三地都非常嚴重。“五四”運動開始，提倡白話文，有一定曆史的合理性。中國文化資源的代表之一儒家，已適應不了時代的要求；中國的理性邏輯文化嚴重闕如，需要西方文化的補充。但白話文運動，也產生語言暴力，把農民起義的暴力形式帶進白話文。陳獨秀提出推倒貴族文學，推倒山林文學，推倒古典文學，就是一種暴力形式。不過陳獨秀畢竟還是一位文化領袖，不是文化草莽，還能克製。後來創造社有了很大發展。他們與魯迅有分歧，攻擊魯迅，就給扣上“二重反革命”、“法西斯蒂”、“封建餘孽”等帽子。一九四九年以後，語言暴力與政治權力相結合。到了文化大革命，發展到登峰造極。我曾跟記者開玩笑說：鉛字有毒，語言帶菌，要小心。因此，這也就有個返回古典問題。中國的先賢，如先秦諸子，雖然理解不同，有許多爭論，但語言有風度，有文采。除了孟子有點暴力傾向之外，其他的都是溫柔敦厚，沒有「語狂」分子。而在藝術領域，則大玩技巧。畢加索之後不斷顛覆，不斷革命，革得走火入魔，以思辯替代審美，以哲學理念替代藝術，以三度空間（立體）替代二度空間。現在，最時髦的就是紐約的行為藝術，赤身裸體在冰上表演，是我們中國人搞起來的，報紙上吹得厲害。紐約像是大海，世界的信息中心。美國看紐約，世界看美國，影響非常大。藝術也有個返回古典問題。回到藝術的原點，回到人的生命本體，回到人的內心顫動。二十一世紀剛開始，想提出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二十一世紀應是重新關心人的尊嚴、人的價值的一個新世紀。總之，所謂返回古典，就是從機器的統治，語言的統治，顛覆性哲學觀念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從而返回“人的原點”。
今天談的是文學。文學的返回古典對於我就是返回《紅樓夢》，返回《山海經》。在中山大學哲學係講演，題目是：《我的文學聖經——紅樓夢》。《紅樓夢》是一部人書，回到《紅樓夢》，就是回到人的原點。
對於中國文化的回歸，各人有不同的“點”。我與李澤厚，對於西方古典文化的回歸，有共同點。兩人都認同康德所說人是目的王國的成員，而不是工具王國的成員，應聽從內心的絕對命令。但對中國文化的回歸，回歸到什麼點上去，就不一樣。李澤厚主張回歸孔子，側重從儒家那裏開掘資源，他認為孔子極大地提高了人的地位。而我的主張是：回歸到最有生命、最能表現生命的點上去。這就是《山海經》與《紅樓夢》。《山海經》是中華文化的本真或本然，真正體現中華民族最原始、最本真的精神。在中山大學我曾開玩笑地說：“人越有知識，頭腦越複雜，越怕事，越世故。”世故，是以利害關係講話，天真則是按真性情講話。天真、天籟，十分可貴。中華民族最本真的精神，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精衛填海，不可填，偏要填。誇父追日，不可追，偏要追。這就是中華民族最原始的精神。返回古典，就是要回歸到這種天真質樸的精神。《紅樓夢》一開篇就連上《山海經》，《紅樓夢》對現實非常關注，接觸到現實的根本，又超越現實，從現實跳出來。有現實的維度，又有超驗世界的維度。是真正關注人的文學，真正進入審美狀態的文學。真正偉大的文學作品。
今天開的是古典詩詞研討會，我們就談《紅樓夢》中的《芙蓉女兒誄》，這是祭奠晴雯的一篇誄文。我以為：這一最美的詩篇，可以與《離騷》相比。你想，賈寶玉是一位貴族子弟，歌頌的卻是一位奴婢，社會地位最低、最讓人瞧不起的丫鬟。歌頌其“身為下賤，心比天高”，把世俗社會最瞧不起的人物，當天使歌頌。這是非常高的境界。康德說：“美就是超勢利。”《芙蓉女兒誄》真正是超勢利的大境界，我們就是要回歸到這裏。探索古代詩詞，像這麼美好的詩篇，就應給很高的評價，進行很好的闡釋。我以為，《紅樓夢》與《聖經》同構。它可以點亮我們的一切。兩部聖經，都是從寓言開始。《聖經》以亞當夏娃的情愛寓言開始，《紅樓夢》以神瑛侍者與絛珠仙草（賈寶玉、林黛玉的前身）的情愛寓言開始。《紅樓夢》裏有一位基督，一位未完成的基督，就是賈寶玉。賈寶玉愛一切人，寬恕一切人，本身有承擔人間罪惡苦難的精神。被父親打得半死，人家去看他，他倒關心別人。玉釧不小心把藥湯潑到他手上，寶玉首先不是想到自己，而是問玉釧有無燙到手。處處為別人想。賈環及薛蟠這兩個粗俗人誰都討厭，但賈寶玉也能容納。今天的文學應回歸到最基本的人性立場，最基本的大慈悲、大悲憫。不是玩語言、玩技巧、玩形式，玩得走火入魔那一套，不是後現代那一套。
3、回歸生命——在“返回古典與走向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演講（摘要）
議對兄一定要我講一講，隻好從命。我不善於拒絕朋友。過去在故國被視為異端，是因為對於政治權力的指令，我常不順從；但是天真、天籟的命令和朋友的命令，卻不能不從，所以隻好講一講。
我出國已有十二年，走了二十多個國家。走了以後，找到許多參照物，更看清故國文化的一些弱點，但也更看清它的優點。可以說，我是愈走愈認識故國文化的精華，感情愈來愈深，甚至發生一個“回歸”的問題。議對兄說可以講一講故事，講一講思索。我按照這個題目要求，講講放逐與回歸的心靈故事。這個故事也許跟這個會議的主題有一點關係。
我們偉大的先賢，偉大的詩人，包括屈原，他們可能沒有體會到流亡包含自我回歸。屈原想的是國家，不是個體。因此他沒想到通過流亡的形式，可以返回到個體生命尊嚴、個體生命自由、個體生命活力這些點上。換句話說，他沒想到，流亡恰恰為“回歸”創造了前提與可能。我一直講，文化形態，最精彩應表現為生命形態。文化、文學是通過人通過生命表現的，沒有生命的解放，沒有心靈的解放，哪有文學的解放呢？而正是流亡帶給個體生命的解放。我覺得這是自己對流亡意義的一個比較重要的界定。有了這種觀念以後，第二步就要尋找回歸的道路。怎麼回歸？我又找到了自我回歸的內在道路，這就是我在很多散文裏麵寫到的﹕回歸童心，回歸生命的本真。更具體地說，它包括兩個向度。第一個是回歸剛到人世的瞬間，就是從母腹中誕生的那一瞬間，重新用純真的孩子的眼睛來看這個世界。第二個向度是回到我們中華文化包括整個世界文化最本真、最本源的那種生命文化的原點。自從一九九三年給高行健的《山海經傳》作序，我不斷講《山海經》就是講這個意思。《山海經》不是曆史，是神話故事，然而它恰恰是最本真、最本然的曆史，恰恰是最本真、最本然的中國文化精神。回歸古典，首先就是回到這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