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童心，回歸生命，兩者是一個意思，在今天中國的語境下，很重要的一個內容，是要放逐概念。談起這個題目，就要想起我們的老鄉李卓吾。他提出“童心說”，是被逼出來的。當時宋明理學的教條太沉重。儒家學說發展到宋明，已變成嚴酷的行為規範，道德法庭，人性被扼殺，生命被壓抑，這個時候，李卓吾講童心，就是要放逐理學概念，重新向生命靠近，向活潑的人性靠近。他的意義就在這裏。朱熹在我們家鄉做過官，但我始終不喜歡朱熹，我喜歡王陽明。我們現在的曆史語境，很像李卓吾時代的語境，概念太多，主義太多，幾代人都在概念的包圍中迷失，靈魂失去應有的活力。以我個人的體驗來說，我在很長的時間就不是靠生命本身去過活，不是靠心靈去過日子，而是靠概念去討生活。對世界的閱讀，不是用生命去閱讀，而是用概念去閱讀。我跟很多作家朋友聊天，我說用頭腦寫作，還是用心靈寫作，或是用全生命寫作，這是不一樣的，頭腦如果不能和生命聯係起來，那就隻能產生教條。從概念中解放出來，貌似平常，實際上是很大的問題。胡塞爾的現象學，講的就是在審美的時候，首先應把概念懸擱，然後回到事物的本身，回到生活的本身。他建立了一套學說，對我們很有幫助。高行健所說的“沒有主義”，也是放下主義而向生命真實靠近的意思。
回歸古典是一個過程，是尋找那些有利於重建個體生命活力的過程。在此過程中，我們將重新發現中華文化跟世界文化裏，哪些是可以吸取的生命資源，哪些是具有靈魂活力的資源。“回歸古典”與“回歸生命”的意思相通。西方文藝複興運動也是一種回歸古典（古希臘），其主旨也是衝破宗教統治而回歸到生命自由與生命尊嚴。當今世界文化的發展線路是不是一定要“從現代走向後現代”？這是大可懷疑的。後現代主義是針對現代主義而產生的。現代理性講了一兩個世紀，結果到了二十世紀卻產生最沒有理性的兩次世界大戰，產生瘋狂的希特勒與斯大林，這就使一些思想者站出來解構現代理性傳統，顛覆西方啟蒙理性以來的形而上體係。但是後現代主義的一個致命弱點是隻有解構，沒有建構；隻有破壞，沒有建設，隻有顛覆，沒有創作實績。實際上是一種造反性的革命思潮。另外，“後現代”的概念太大，大到難以定義，也大到沒有意義，但有一點可以把握的是後現代主義並沒有肯定人的生命本體，反對啟蒙理性最終隻能推動人的商品化、市場化、“異化”。所謂“異化”，就是人被自身的創造物所控製。現代人正在被自己所創造的機器、商品所控製，從而使生命發生貶值甚至失落。在這種曆史語境下我們就不一定要跟從“現代↓後現代”的線路走，而要提出另一種大思路，這就是從“現代↓古典”的線路，也就是回歸尊重人的生命價值的思路。老子的“複歸於嬰兒”與“複歸於樸”的意思相通，無論是返回童心和返回古典都是返回生命自由與生命尊嚴。
在這一思路下，我們要從人類已有的文化中尋找肯定生命價值的資源。無論是世界文化還是中國文化，其精神指向，都可以宏觀地分為兩大脈絡。一種是“個體生命優先”指向，一種是“群體秩序優先”指向。兩者的衝突形成文化發展的二律背反。兩者都有其理由。在中國，儒家倫理強調的是“群體秩序優先”，老莊強調的是“個體生命優先”。《紅樓夢》中林黛玉與薛寶釵的衝突正是這兩種文化的衝突。曹雪芹支持的是林黛玉的生命自由訴求，但並不認為薛寶釵是沒有道理的。所以我把林、薛之爭視為曹雪芹靈魂的悖論。中國的文化、文學也可以大體上劃分為強調“秩序優先”的曆史文化與強調“生命優先”的生命文化。周作人講中國文學有“載道派”和“言誌派”的兩大流向，也是這個意思。前一條線從《尚書》開始，後有先秦儒、法，宋明理學，一直到曾國藩這最後的一個大家。後一條線則是從《山海經》到《紅樓夢》，中間的魏晉風度與明末性情及各代許多詩詞，都有生命自由的呼喚。我講的“回歸古典”，強調的是回歸到生命文化的“典”，回到《山海經》，回到《紅樓夢》。但不僅是這兩個“典”，還有許多點，要我們去尋找，去開掘。在尋找生命文化的過程當中，我常用中醫的思路，就是講究血脈，把中國文化的血脈與西方文化的血脈打通。然後找文化穴位，即抓住要點、要害。比如說曆史文化，關鍵是哪些穴位，抓住它，在生命文化裏麵，哪些重大的穴位。所以我就把《山海經》當成是非常重要的穴位，《紅樓夢》是最重要的穴位。那麼在這之間還有很多，比如說我常常開玩笑說過去讀老三篇。出國以後，整個生命轉變以後，我又讀老三經。老三經是《山海經》、《道德經》、《六祖壇經》。讀了以後真的是受益無窮，昨天我跟鍾少華先生說及鍾敬文老先生過去對我很愛護，我對他非常崇敬。但像鍾先生還有其他一些老先生，對《山海經》主要是考證，我則多做些文化闡釋。所以我在培凱兄他們那個中國文化中心第一課就講中國文化的原始精神，就講《山海經》，講《山海經》的精神，講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講英雄觀念，存在觀念，時間觀念。《道德經》也講了一課。今天我還要特別講一下《六祖壇經》。那天我跟議對兄說，要不我就談談這個禪性吧。禪性是我最近使用的一個概念。禪宗其實不是一種典型的宗教，但可以說是一種半哲學、半宗教的文化。大家怎麼定義可以研究，但是在我看來，禪是一種精神狀態，一種審美的態度，一種看待宇宙、看待社會、看待人生的態度。我在一九八六年就寫過一篇文章《散文與悟道》，說寫每一篇散文都要有所悟。有悟就有發現，就有文眼。嚴羽《滄浪詩話》把禪引入文論，對作家起了很大作用。比劉勰的《文心雕龍》有意思，盡管《文心雕龍》形成了體係。現在我不迷信體係，我過去很喜歡構造體係，劉勰《文心雕龍》裏真正精彩的並不多，但《滄浪詩話》非常精彩。談頓悟，談妙悟，非常精彩抓住了創作與生命的連接點，抓住了禪性這個審美中介，很了不起。我過去講文學的主體性，把它定義為文學的超越性。就是說作家不能用現實主體的資格去參加文學藝術活動，而應該用藝術主體去參加文學藝術活動。可是我當時沒有解決一個問題，就是怎麼從現實主體變成超越主體。它要有一個中介，一個精神之橋。那麼，今天可以說，禪性，就是非常好的精神中介。它可以幫助你超越，幫助你放下，幫助你提升，幫助你跟現實拉開距離，幫助你贏得一雙慧眼。
有意思的是禪宗六祖慧能不是搞文學的，是個宗教領袖，可是他整個的人生態度，整個人生的行為模式，卻是非常文學的。他的生命狀態，他的思維狀態都很文學，非常文學。很奇怪，很多從事文學的作家學者，其行為、思想、精神狀態很不文學，也就是說，很功利，很功名，很世故，與慧能正相反。高行健的《八月雪》寫的就是慧能的故事。我讀了《八月雪》以後，徹夜不眠。有些朋友說這是一出宗教戲，其實它隻是一個宗教題材，跟宗教沒有太大關係。他寫這慧能作為一個宗教領袖，卻不迷信菩薩，認為菩薩就在你心中，天堂地獄就在你心中，一切都取決於你自己，所以他沒有偶像崇拜，也拒絕宮廷皇帝給他樹碑造廟，什麼桂冠，什麼大師封號，他統統不要。連傳宗接代的衣也不要，看得很透。他這種狀態，恰恰是很文學。其實作為作家，隻有像慧能這樣才能獲得心靈的大自由，這就是禪性。除了讀“老三經”之外，我還喜歡讀《金剛經》。《金剛經》發現人的身體是人本身的終極地獄。所謂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都可能成為地獄。《六祖壇經》則告訴我們，語言是另一種終極地獄。這一發現非常厲害。二十世紀是語言學的世紀。語言學充分發展了，從索緒爾到維德根斯坦到拉康，他們強調語言學強調到了極端，說語言是人的精神本體，語言不僅僅是工具，是精神本體。不僅上帝死了，而且主體也死了，人也死了。把語言淩駕於人之上，人在語言中消失了。回歸古典，把文藝複興的口號借用過來，是要重新肯定人的價值，就是說我們要擺脫語言的統治，概念的統治。隻承認人是最後的實在，不承認語言是最後的實在。禪宗對語言非常警惕，所以它不立文字。禪宗這點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它放逐概念，直指心性，抓住生命本身。高行健把禪引入文學，引入戲劇，恰恰是給西方戲劇界送了一股清風，完全走出自己的路。很多西方的作家和學者，搞一輩子都搞不通什麼是禪宗，禪是什麼意思，我們中國作家掌握這個東西非常厲害。高行健正是返回禪性返回古典返回生命的勝利者。
“回歸古典”原來是六、七年前我和李澤厚先生在《告別革命》這本書裏麵提到的，在最後的一部分提到了。我們本來計劃在《告別革命》後，接寫作一本對話錄，就是《回歸古典》。那是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的一個大現象，這就是從西方藝術界發端的後現代主義的思潮，愈來愈厲害，愈來愈離譜。從畢加索以後，藝術不斷革命，不斷顛覆，造成藝術本身的一些基本規範，基本準則都快要消失掉了，所以必須有一個回歸。在談論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幾乎是同時，或者稍微晚一點，高行健寫了另外一本書，叫《另一種美學》，最近剛出版的，放入《文學的理由》，明報出版社出的，我作了個序。真的不約而同，他就在批評西方的這種不斷顛覆、不斷革命的時代病，呼籲要回歸到繪畫的原點，回歸到二度空間，回歸到繪畫的文學性。《告別革命》還看到在現實的層麵上，人慢慢喪失自己原來的地位，變成機器的奴隸，變成電腦的附件，也必須有一個回歸。而從形而上的層麵，語言學的發展否定了主體，也有主體的回歸問題。所以我們在《告別革命》中說，二十世紀是個語言學的世紀，二十一世紀應該是教育學的世紀。這是個比喻，所謂教育學的世紀就是重新塑造人性的世紀，學校不僅應培養生存技能，還要提高生命質量。應把教育的總目標確定為塑造人，塑造美好人性，回歸到孔夫子的“學為人”的古典命題。所以回歸古典是很廣義的，不僅在中國，應該說整個世界都應考慮這個問題。所以今天我們談論回歸古典，研究從故國文化裏麵尋找有利於提升人的尊嚴、人的質量的資源，是非常有意義的。這個學術會議的題目非常好，我就來講幾句，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澳門，何曉敏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