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加裏，死於12年前。他於1983年被診斷出患有一種奇怪的病症，當時病因不明。在他去世後不久，我被要求去給萊斯大學（RiceUniversity）的一個同性戀學生團體做講座，談一談關於我的生活是如何被艾滋病所改變的話題，我被告知我的言論不應過於壓抑沮喪。我的第一反應是問：“你怎麼能在談論艾滋病的時候保持愉悅呢？”那時候，加裏剛剛過世六個月。如果那段經曆之中有任何令我感激之處，那麼就是當他去世的時候是我獨自陪伴著他。他來到這個世界上時我就和他在一起，而他走的時候我也想陪在他身邊。
我剛剛遇到喬恩，一個新的年輕朋友，我向他訴說了對於這一指定題目的為難之處。他回應道：“那就得看你要如何開始你的演講。這很難令人不悲傷。不過可以告訴他們在過去的幾個月裏你的生活狀態有多好。”當然，他將一部分原因歸功於我新找尋到的心態，而我必須承認他為我提供了許多保持愉悅的機會。他在我生活中的出現幫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平衡與力量去參加葬禮、紀念儀式、燭光守夜以及遊行，或者有時隻是一次平和的病房探視。於是我對觀眾們講述了，我12年來通過休斯頓艾滋基金會參與到艾滋病患者的事務中去，我作為成員之一的艾滋支持小組，以及那些進入——又離開——我生活的人們，我的悲傷是如此痛徹心扉，幾乎無法承受；然而我的生活因為在這寧靜的背景下作為一名與病魔抗爭的參與者而變得更加美好。
直到1983年，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時間中，我一直在尋找一項事業；一種有助於改善社會的方式，或者隻是它需要幫助改進的一小部分。我在委員會擔任職務，並且走在三月十美分母親遊行的隊伍之中，我花了無數個小時在複員軍人醫院裏當誌願者，但我沒有參與的緊迫性，它激勵著很多人出於個人原因馬上開始行動起來。
1983年，我的行動變得衝動，我加入了戰鬥。我說“戰鬥”是因為在當時的確如此。參與者包括政府、憎惡同性戀的人、醫療機構、媒體、雇主、房東，甚至是一些殯儀館，他們不會處理感染了這種致命病毒的屍體。一些被診斷出艾滋病的人被他們的家人斷絕關係的事情並不罕見。一位年輕人的父親接到了一個誌願者律師的電話，通知他兒子的死訊。當問到他希望他兒子的護理者如何處理遺體時，那位父親回答道：“把它裝進垃圾袋裏，然後放在路邊上。”
盡管我已經被正在發生的一切摧毀了——曆史在發展之中——我想我是在奉獻我自己。然後最奇妙的事情在我身上發生了。我得到了我覺得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裏已迷失許久的東西：感恩、關懷、認可、社會活動，尤其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