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12月，火山口湖國家公園（CraterLake）的積雪有14英尺厚，抑或是護林員說的有48英尺厚？他說我們當時正站在一堆用於野餐的桌子上，它們被一場史無前例的雪崩所埋。要是我們當時沒穿雪鞋，估計就會到火山口的邊緣走走。洞口邊緣向外延伸大約十英尺都由雪築成，一步不慎就會跌進萬丈深淵。
那是加裏搬到加州以後我們在一起度過的第二個長假。第一個是在一年前，我們去了優美勝地國家公園（Yosemite）1在一棵倒下的巨型紅杉樹上享用聖誕晚餐。今年是在俄勒岡州一條掃雪車清掃過的道路中央。我們想在哪兒野餐就在哪兒野餐，這裏不會有車輛經過。在這次的雪地徒步旅行中，在山頭上加裏的一隻手套順著山體翻滾而下，他緊追不舍，直到超越了雪鞋可控的速度。後來他跌坐在山腳下的雪地裏，手裏抓著手套，笑得前仰後合，上麵雪鞋隊的其他人也都跟著大笑起來。
那是加裏在診斷前留給我的最後印象。幾周以後，他打電話告訴我他脖子上有一個腫脹的淋巴結。他的理發師，也注意到了這個淋巴結，建議他去看醫生。很顯然，理發師更加明白在同性戀社區中將會發生的平常事件是什麼。五個月前，加裏給我翻印了一篇來自醫學雜誌的文章，描述了一種突然出現的罕見癌症似乎隻發生在男同性戀群體中。會發生什麼？誰知道即將到來的會是什麼？
“不用擔心，”加裏寫道，“僅供參考而已。”
本來要安排的活檢，但由於已經約好的一次滑雪旅行，活檢被推遲了。醫生說不用著急。當時感覺很奇怪，不過回想起來，我們發覺事實也的確如此。當他還可能被診斷為其他致命感染時，卡波濟氏肉瘤是最後才會被考慮的。短短幾周之內，“不用擔心”變成了非常令人擔憂。那種罕見的癌症就在淋巴結內，一切就這樣開始了。他們後來稱之為，分階段進行。一係列的血液檢查、抗原檢測，各種各樣的體腔鏡檢。然後就是等待。
加裏問他的主治醫師這種新型病患他有幾個，答案是“四個。”
“那他們現在在哪兒呢？”加裏問他。
“一個已故，一個還挺好的，一個病著，還有一個自殺了。千萬別做傻事。”
朋友們給他打電話，大多是出於好奇，但加裏最希望得到的關注是有人隻是來問問：“一起出去吃個比薩餅如何？”
他打電話告訴我診斷結果那天，我們都在工作。他是個計算機專家，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LawrenceBerkeleyLaboratory）裏為國際基本粒子數據組（theParticleDataGroup）做技術人員。他所參與編寫的重要刊物之一是《物理快報》，是一本致力於快速發布有關核物理與粒子物理界重要新突破的期刊。加裏和另一個同事每年還會為物理學家們製作一本在全球發行的袖珍筆記簿。他們的工作得到出版界以及科研小組的普遍認可。
我當時在一家店鋪規劃公司做業務經理，公司經營樓麵設計、銷售規劃以及零售場所的裝潢布置業務，多是服務於大型百貨商場。一整天，我都在給加裏打電話詢問他對這件事的看法，他現在感覺怎麼樣，他在得到診斷結果以後是否還能安心工作。他的回答是：“如果大家別給我打這麼多電話的話，我會更好。”
於是，我得獨自麵對內心的恐慌。我驚惶，我哭泣，我擔憂。一位母親能做什麼？我做了最壞的打算，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關切而不讓加裏覺得我在嘮叨或是在依靠他。最初，我無法按正常的邏輯思考清楚每周打一個電話是否合適。而且我應該問“你在忙什麼呢？”而不是問他現在感覺如何。當我第一次嚐試這種途徑，他告訴我他正在自家三十英尺長的過道裏懸掛有軌燈，我意識到從那以後這就是我應該運用的方式了。如果還能夠承受如此費力的工作，那麼他一定感覺還好啦。不想讓任何人沒完沒了地詢問他的健康狀況，他仍在實驗室裏做著自己的常規工作，而且還繼續在家裏進行翻修，執意堅持使生活不被他的診斷所控製。在得知診斷結果的那一刻他已下定決心，絕不讓它阻擋生命中的快樂與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