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侄女南希五月份從聖荷西市（SanJose）大學畢業，這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理由去趟舊金山。看到加裏健康狀況良好而且情緒高昂，我如釋重負，很難意識到當時情況的嚴重性。他對於我從他的盤子裏分享食物防護得很嚴密，確保我的叉子不觸碰到任何他已經碰過的食物。我們不久後得知這種病毒並不會以這樣的方式傳播，但他仍然一直很注意。
1983年5月1號，我們到加裏的一位新朋友馬克的家中做客，他母親從紐約過來陪伴兒子。那是我在許多次中的第一次看到有人在自家客廳裏支起一張病床。馬克已虛弱得吃不下飯了，但他母親堅持要我和加裏隨她到廚房去。我們談論起同性戀群體的未來。
第二天一早，加裏讓我陪他一起去舊金山總醫院（SanFranciscoGeneralHospital）參加他主治醫師的一次約診。直到那天早上我才得知他有個約診，因此我異常緊張。在車上，他說：“到了那兒我得問問大夫我腿上的東西怎麼回事。”
我倒吸了一口冷氣，越發顫抖了起來。
“你腿上有什麼？”
這一天，舊金山將會是一個陰沉天。灰暗之中，我們在上白班的醫務人員出現之前早早到達。大樓內的燈還未開啟，死氣沉沉的氣氛更濃重了。直到第一個值班人員為加裏準備了一張“永久性的”塑料身份卡片並告知他你每次來的時候出示這張卡就行了，它能加快進程，我這才意識到加裏正戰栗得如此厲害。
你每次都來嗎？加裏來做什麼呢？
隨後他們讓他閱讀並簽署一份法律文件。讀文件的時候他的手一直在顫抖，而當我試圖想和他一起看的時候，我的腦海裏充滿了恐懼。
當年輕的保羅·沃伯汀（PaulVolberding）醫生2邀請我們進入他的檢查室時，加裏準備好他的黃色便簽本記筆記，不過他向我借了支筆。這一舉動泄露了他的精神狀態。他向來都是個非常有條理的人，他原本會自己帶筆的。那次的醫院之行相當平淡無奇，然而又不同尋常，因為那是以後更多更多次看醫生中的第一次，也包含了加裏在他人生新階段中對於自身角色的恐懼。以前從未大病過真好；即便病了，也有健康的免疫係統發揮神奇的作用幫他渡過難關。然而這是一種會逐漸摧毀免疫係統的疾病。他如何才能得知這頭突如其來的巨獸會在何時以何種方式闖入他的日常生活？
實際上，那天沃伯汀醫生隻是想為他的病人們（當時，還很少）做例行檢查。但我們在那兒的時候，加裏找機會詢問了他腿上的一小塊傷口的事情。醫生告訴他，他們需要做一個活檢，一周以後結果才能從化驗室出來。由於加裏得去新奧爾良出趟差，他出門在外的時候收到了消息——活檢沒什麼問題。
就在舊金山總醫院那個陰冷、沉悶的日子，加裏係上襯衫扣子離開沃伯汀醫生診室的時候，他忘記把襯衫下擺掖進褲腰裏了。他把我的筆也落在了桌上。這些都是小事，然而卻真切地反映出他的恐懼。我為他感到心痛不已。
我們離開沃伯汀醫生診室的時候，我對他說：“我的兒子就拜托您了。”
他回應道：“我們會盡力的。”
當時，我以為那位醫生比加裏年長很多，應對危機有很多經驗，然而後來我才得知那時候他才33歲。在做這項工作的三年前，也就是1981年，他曾作為腫瘤科的主任從事逆轉錄酶病毒3的研究。在他開始新工作的第一天，他被介紹給一位患有卡波濟氏肉瘤的病人，也就是加裏六個月前發給我的那篇醫學雜誌文章中所提到的罕見的結締組織腫瘤。得知這些以後我感覺寬慰了不少，兩年了，他已經很熟悉加裏所患的病症了。然而他作為加裏的醫生時間並不長。在收到了一項關於艾滋病研究的特別經費通知以後，他很快就離開了崗位，在那項研究中他被任命為課題組長。於是事情有了轉機。至少我們是這麼認為的。整個同性戀社區都有望獲益，我們以為新的研究成果將很快解決問題。加裏和每一個已被感染但依然活著的人，都可以回到艾滋病問世以前他們所熟悉的生活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