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在西部的這一係列緊張事件之後，一回到德克薩斯的家中，我就給舊金山加裏的醫生打電話讓他給我和加裏一些建議。為了使自己適應接下來發生的一切我不得不正視這個勁敵。在這其間，醫生建議我先打電話給同性戀熱線和同性戀谘詢中心。第二天早上，我聯係了一位負責組織艾滋支援小組（AIDSsupportgroup）的年輕人。事實上，他是個治療師，而且，很快他成了我的治療師。與此同時，我也匆匆找到一位被推薦的精神科醫師，他花費了三個小時的時間和我交談，讓我最好馬上到加利福尼亞去和我的兒子在一起，因為加裏“恐怕隻有一年的時間了”。翌日，我去見了治療師，想要和他討論加裏的診斷結果。他讓我決定是把他當做暫時的醫生還是長期和他保持聯絡。那個時候，我好像已經明白了些什麼。不用說，我選擇後者。另外，他也叫加裏，我喜歡這個名字。為了使我開始進入角色，他把我推薦給一個年輕的女士，她正在籌備建立一個艾滋基金辦公室（anofficeforanAIDSFoundation）。她已經有一些為紐約男同性戀健康危機服務處（NewYorkGayMen’sHealthCrisis）提供服務的窗口，不過她需要在休斯頓建立同類的辦公室。她曾經是一個醫科學生，一個舞者，一個酒吧女服務生，但她不是個打字員。她正需要有人來打字，所以她需要我。那個下午我所需要做的工作就是開始著手創建客戶以及誌願者申請表、保密協議，還有另外一些為這個新的全部由誌願者組成的機構提供的各式必需品。每樣各複印50份，並於當天晚上六點在她的晚宴座上賓到達之前送到她的公寓去。贏得了這項挑戰，我就是其中一員了——看起來任何一個興趣不很強烈的人都會調頭就走。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