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基金會誌願者培訓課程的第一天，我們被教導不要將被感染者稱為病人，而是客戶。我們懂得了無論我們在他們的生活與護理中發揮多大的作用，無論我們成為他們多麼親近的朋友，隻要有家屬介入並與我們意見相左，我們都要尊重他們。
我們明確了漂白劑和乳膠手套的重要性，它們在後來每天處理各種日常瑣事的過程中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令人困惑的是，我們究竟是在保護那些免疫係統已受損的客戶免受有害細菌的侵襲，還是說我們在確保自身健康而不觸碰到任何他們碰過的東西。到處都是風聲鶴唳，但隻是源於對於這種疾病知識的匱乏。我們討論該如何幫助那些感染者，沒有人——尤其是醫學界——知道這種病是由一種病毒引起的。
我感覺似乎其餘所有的新誌願者們都是男同性戀。當問起他們是出於什麼原因自告奮勇地加入這個人員寥寥無幾，在凶險的危機前挺身而出的群體時，他們都會談起一個朋友、愛人、親人、熟人，或其他人，這些人或已被確診或因某種疾病和感染而死亡，這種感染後來被歸結為艾滋病病毒感染。又或許，他們本身已被感染了，隻是想要時刻保持在新消息的最前線。那時候，1983年的年中，致病原因正在研究中，但還沒有發布任何官方聲明。
我在男同性戀群體中感到十分自在；事實上，那是我最初的舒適地帶。我的兒子，加裏，早就察覺到了。這些年，他一直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們，愛人們，以及舊金山同性戀男子合唱團1。我每年假期去探望期間，他通常都會被邀請到朋友們的家裏共享聖誕晚餐，我一同被邀請也完全沒問題。我喜歡和他、他的朋友們以及任何來到我生活中的同性戀們在一起。他們都張開雙臂歡迎我，我也很開心地回應他們。無論我身處何方，那種感覺愛屋及烏擴展到所有同性戀人群，尤其是男性。於是當我和我的新朋友一起坐在培訓課堂上時，我對於自己前來加入的決定沒有一絲疑慮。在最初的幾天，盡管還有其他的女性誌願者負責其他的事務，我相信自己是這個完全自願的軍團裏唯一的一位母親。
每個參加培訓的人都收到了一隻小泰迪熊作為感謝的禮物和紀念品。沒有刻意偷看，每個人都從一個大的紙質購物袋中掏出自己的熊，而我不經意間發現自己得到了唯一的一隻白色的熊——重要的是那隻白色的正是我想要的。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因緣。由於在教授安全性行為方麵發揮的作用，泰迪熊成為了艾滋病教育項目的象征。
我們做了一些角色扮演的練習，在心理和情緒上準備好處理一切我們可能遇到的問題。在場的人之前都素不相識，盡管我有些憂心忡忡，那種擔憂很快就被驅散了，我意識到我們都在一起，想要取得勝利就必須要開拓進取。在一個練習中，我們兩人一組，被要求互相對視三分鍾不講話。我和我的搭檔大衛的情感變得異常強烈，那三分鍾似乎成為了永恒。我，強忍住眼淚，無法再控製自己。大衛感受到了那勢不可擋的情感，然後我們就在那兒，雙雙淚流滿麵。那是一種意義非常深遠的心靈契合，一開始我們曾經質疑，但在結束時已默默懂得了。當不久之後我們遇到類似的情況照顧我們遇到的人們時，學會不依靠對話而感知到別人的痛苦或情感成為一筆重要而有價值的財富。他們很可能被一台呼吸機所束縛，也可能患有癡呆症。有時，他們也許太虛弱以至於無法交流，但會明白有一個默默不語的看望者隻是簡單地陪他們在一起的重要性，這令他們重拾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