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所知，接下來的幾個月裏加裏的生活相對平靜。那時候，他正服用各式各樣的處方藥，來應對一些開始潛入他生活的感染。他仍然在實驗室裏做全職工作，盡管他每天都需要在自己放置在桌下的蛋箱和泡沫橡膠床墊上麵小睡，當他告知我關於自己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時，我一直不願相信，恐怕他一定認為我是反應遲鈍。這並非是仿佛我從未在別人那裏聽到過同樣的話。一定是來自於我拒絕接受艾滋病是不可治愈的現實，以及拒絕接受我兒子必須忍受隨之而來的痛苦的時間已經到來了。
9月份，可怕的流感嗜血杆菌控製了加裏，而且再也不肯放手了。他脆弱的免疫係統無法徹底將它打敗。即使在他從流感中恢複過來可以回去工作之後，他仍然持續不停地咳嗽。有一次，當下班開車回家經過海灣大橋時，他開始劇烈地咳嗽，並由此引起嘔吐。他根本沒有辦法把車停在路邊。他感到難受極了，然而當他到家的時候，他知道自己必須得先清理車子，然後才能走進屋裏倒在床上。
他繼續在實驗室工作，然而他晚上到家的時候已經筋疲力盡，沒法做晚飯了。於是他通過愛心計劃（ProjectOpenHand）1參加了一個上門送餐項目，該項目為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患者、其他重病患者以及老年人提供營養服務。好在，他能夠支付這項服務，盡管他並沒有被期望這樣做。加裏拒絕了以殘疾身份退休的可能性，他決心繼續戰鬥到底。
和表親們在聖荷西市共度感恩節對於加裏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是一場他不會錯過的節日聚會。於是，在一個願意開車載他去那兒的朋友的幫助下，他設法出席——然而他病得太重，以致於無法參加。睡在樓上他的表姐南希的床上，他一直躺在那兒直到南希上樓取點東西。幸虧她注意到了他，因為他已經虛弱得無法大聲叫喚，更別說走到樓下去表達他的困難處境。他顯然明白自己已經病到需要住院治療，那是自從他11年前確診後的第一次。事實上，那也是他有生以來的第一次。他一向都是個健康的孩子，在學校裏從沒缺過一天課。現在他的體溫達到了華氏104.6度2。
我的哥哥埃利奧特那個假期和他的妻子子女都在那兒，他開車把加裏送到醫院，還有一些家人一起去幫忙。他們通知最好盡快趕到加州去。星期六，午夜以後我趕到了我侄女的家，非常迫切地想看到加裏，但我必須要等到第二天。
等我到醫院的時候，情況正在好轉，加裏精神狀態很不錯，那之後的一周或是10天左右都是如此。他感覺好多了，顯然是醫院裏他的主治醫生所製定的某種神奇療法在起作用。當輪到我自己兒子的時候，他的病痛，以及他得到的關照，而我卻不在他身邊，同樣的事情我為很多其他人都做過，這些都令我感到痛苦難當。一方麵是因為其他人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另一方麵是因為加裏一直堅持不想讓我產生任何焦慮。或許也是因為我完全不想承認我的兒子會得這種絕症——或者更糟，他已接近生命的盡頭。我懇求護士告訴我任何我可以親自為兒子做的事。我提出做肺移植，她說那不可能。我告訴她：“如果可以實現的話，我願意給他一個生命移植。”
她很同情，不過當然，又一次拒絕了。
呆在聖荷西市歐卡諾醫院的日子裏，加裏給比爾·克林頓總統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對所有給予艾滋病患者的研究與治療的感激之情。他不允許我閱讀那封信，因此我說不清楚加裏寫這封信的目的是什麼，唯一我肯定的是他非常感激他所受到的治療，而且也非常高興自己還活著。
後來加裏寫給我：“……總而言之，住院治療並不是一次糟糕的經曆。事實上，那是一次非常感人的經曆，因為我明白成千上萬的人們盡心盡力，他們所有人的努力日日夜夜都流入了我的臂膀。而且，我也處於一種異常亢奮的精神狀態之中，每個人都聽我講話，提出有趣的問題，而沒有把他們自己的意願強加於我身上。”
接下來的星期三，他真的蹦蹦跳跳地出了醫院，開他自己的車回到了舊金山，車之前留在聖荷西市供我使用。唯一的問題是，就在我抵達的那天，消音器掉落在了醫院的停車場上。我試圖在在加裏出院之前到聖荷西市的一家經銷商那兒把它換好，然而他們沒有幫我達成心願。那是我第一次行駛在加州的高速公路上，而當我們從路麵上咆哮而過時，我很怕會被高速公路巡警攔下來。然而那恐懼在我們身後消退了，它很快就被在前方舊金山等待我們的事情所替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