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來的兩周裏，加裏每天都要接受8個小時的靜脈輸液，在那期間他掉了15磅的體重，也幾乎失去了在聖荷西市所獲得的所有力量。他試著去吃我為他準備的飯菜，但靜脈治療的傷害似乎超過了它的益處，它引起了持續的虛弱和惡心。然而，他堅定不移的信念就是，要從自己所遭遇的明顯是卡氏肺孢子蟲肺炎的第一輪襲擊中恢複過來。他的男護士保羅是一個非常帥氣的年輕小夥，他每天都騎摩托車過來，自從他進入我們生活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鼓勵加裏。他的任務是每天進行戊烷脒和頭孢曲鬆鈉的靜脈注射。
加裏把保羅稱作“摩托車上的護士”。我更喜歡“騎行者護士”。我以為他是個同性戀，但他並不是。他向我表達了自己擔憂，對於同性戀群體中有關於艾滋病所發生的一切，以及伴隨在這一領域內的偏執。他和許多患有艾滋病的同性戀男人一起工作，也聽這些人說過他們被家庭拋棄以及失去工作和朋友的故事，從整體上講，他們失去了健康和人身自由。待到他為期兩周的工作結束時，加裏給了他一筆豐厚的禮金作為酬謝。在最後一次離開加裏的病房之前，保羅彎下身子在加裏的耳邊低語著真誠而慈悲的再見。
12月17日是魯米3的祭日，他是蘇菲主義4的創始人，在西雅圖將舉行一場盛大的集會。魯米的追隨者們將它稱之為“新婚之夜”——那意味著，魯米“嫁給了永恒的生命”。加裏已經為我們買好了去參加賽瑪儀式的機票，他打算參與這具有轉折意義的典禮。
隨著他一天比一天虛弱，我不敢去問他，他覺得自己是否還能走這一趟，更別說去參與活動了。但在12月16日，他讓我打電話給航空公司取消我們的預訂，因為他知道自己去不了了。他已經打了場硬仗，但還沒有贏得戰爭。然而，他充滿感激地接受自己正在好轉的事實，並且計劃著等過完了新年假期就回去工作。當身體的虛弱讓步於僅存的尊嚴時，他硬撐著參加了加州海灣對麵費爾法克斯的跨年慶祝儀式，但沒能夠完成跨年的部分。正如他在1995年1月2日寫道的那樣：“我的力量連同我能夠完整地參加每年蘇菲祭日慶祝儀式（賽瑪）的能力在11月就都已經消失了。我本想在儀式最短的一個環節（薩拉姆）裏露麵，然而還是感到自己沒有足夠的力氣。一個急轉過後，我還是發現自己摔在了地上。我走到族長那裏，鞠了一躬，然後轉身回到內場我自己的地方。然而，我很快就發現我根本無法控製自己的位置，於是，憑借著15年芭蕾訓練的優雅，我右轉退出了場外。我不得不在接下來的兩個薩拉姆儀式中都坐在外麵，這在儀式上是很失禮的。”
然而，在同一封信中，他寫道：“許多時候，當我想起魯米，這位13世紀苦修僧人的創始者，我都會有一種快樂而振奮的感覺，那與以物質為基礎的世俗快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考慮到他那虛弱而疲憊的身體，他參加賽瑪的堅持不懈以及那甚至更為強烈的，他想盡自己所能做到最好的決心，這些都令我感到無比驕傲而又難以抑製地悲傷。不過，他也明白自己提前離開場地的行為，當時他的同伴們都參加了全部的4場薩拉姆，整整45分鍾的時間，如果與他在中場儀式最重要的環節暈倒相比也算不了什麼。
第二天，星期六，12月12日，愛心計劃打來電話詢問加裏那天是否會在家，他們想要送一個聖誕節禮包給他。當然，那再好不好。我們坐在客廳的地板上，我看著加裏一個個打開那10個或12個包裹。我們都受寵若驚。我們之前都曾做過誌願者，而且我們為自己足夠幸運不需要依賴慈善機構活下去而感到非常感恩。我們都被那站在另一個角度的感受所征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