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還在繼續。我回去參加家庭團圓。我甚至還擦了窗戶，我原本是打算在加裏到達的前一天擦的。我證明了這一對於我隔壁的鄰居來講似乎是不可理喻的行為是合理的。這樣做對於加裏來說一個象征性的姿態。
開車到機場接送人太多次以至於我都數不清。加裏沒有喪禮也沒有追悼會，除了在我的家庭大團圓時誦讀的哀悼者祈禱，是由我哥哥帶領大家誦讀的，就是到加州去見我和加裏的那位。加裏去世後的第三天，我在飛回家的路途中，艾略特寫了一首動情的悼詞，依照在拉希德和哈萊家的聚會上羅倫斯伯克利實驗室的同事對他的讚揚，著重強調加裏的才智以及他在工作中的優秀表現。他描述了加裏在研究蘇菲派啟蒙作用中的貢獻，以及他在改造房屋時表現出的傑出才能。五天後，他在家庭團圓午宴上這樣誦讀。我永遠感激艾略特充滿愛意的講演以及對加裏的認可。他於2007年4月16日離世，沒有機會聽到我對他的這份頌詞。
1995年10月8日，我妹妹貝亞和我一起到加州把加裏的骨灰撒在尖峰石陣。因為有很多人無法像1993年我們曾經做過的那樣攀登那個漆黑山洞裏的岩石，我們從另外一條線路登頂。這一次，我知道我必須爬上這漫長陡峭的山體到達那個地方，我們將要把我兒子的骨灰撒在這個宇宙空間裏。我另一個妹妹，薇薇安，她沒能前來，不過寄給我好幾包花籽，包括德克薩斯矢車菊，讓我來播撒這些重生的幼小生命。我把它們和骨灰摻在一起，這樣一來，不管他們落在什麼地方，都可能會在山坡上盛放。
在尖峰石陣，我作為加裏的母親又一次被以前相處過的同一個人攪壞了心情。我讓她把加裏的骨灰給我，這樣我就能夠帶著他到達山頂。她的拒絕讓我目瞪口呆並陷入憤怒的沉默。貝亞趕忙跑過來，摟著我問：“為什麼不可以？”
她大聲地斷然拒絕：“因為不可以！”說著，她迅速雙手叉腰，像一個固執的孩子。
那時，我戰栗得如此嚴重以至於害怕無法繼續攀登。加裏骨灰的看守人告訴我我不必走完直達山頂的全程。我真懷疑她不想讓我去那裏，是因為她精心安排了整個儀式而把我當作一個外人。
費力攀爬的途中貝亞一直陪著我。在一個地方，我們停下來坐在一塊岩石上，她摟著我，唱可愛的搖籃曲給我聽：“我的卷發寶貝......”盡管我正在啜泣，那卻正是我所需要的，它賜予我登頂的力量，好像我能感覺得到加裏知道我將會來到這裏。
我們一到山頂，我就坐在地上，手指撫摸著這一小堆的骨灰，還有一些隨行人員提供的紀念品。我的紅絲帶也在其中。
哈萊拉，加裏的蘇菲派老師，開始在我們聚集的山巔懸崖邊開始跳傳統的旋轉舞。毫不誇張地說，我們處在尖峰石陣的尖峰。當我抬頭看著哈萊拉時，我注意到一隻黑鳥正在頭頂盤旋，非常接近我們一行人。貝亞和我感覺到一種不祥的預感潛伏在這裏。它不是一種沒有事實根據的感覺，因為在另外的五年裏加裏繼續把這個有敵意的人當作他的朋友，而敵意一直沒有得到化解。她沒有保守對自己對加裏的承諾，她完全不顧加裏的感覺，背叛了加裏和我。加裏充滿信任地讓她處理自己的俗世事務，但她選擇背叛這份信任。
1993年10月，我漸漸遠離艾滋基金會，我的誌願精神曾經在這裏開始。我意識到我需要加入支援小組，其中不僅僅包括那些感染艾滋的人，而且包括那些被艾滋影響到正常生活的人。我成為艾滋基金會支援小組的一個轉介人，從安妮特開始，我通過我的治療師卡羅爾認識她，安妮特因為要重返學校攻讀碩士學位而退出了。我在我們艾滋基金會早期召開會議的教堂加入了支援小組。它仍在壯大，盡管由於這種疾病我們已失去了數以百計的成員。我仍然是小組的一員。隨著艾滋的流行，年複一年，我不斷參加葬禮或追悼會。至今，我從兩個不同的信息來源處得知，預估這個小組失去的成員人數在400到1200人之間。出人意料的是，這類記錄沒有被保存下來。在早期的日子，每個星期都有四或五個小組成員的喪禮。教堂安裝了一個電梯，為那些因艾滋而逐漸虛弱的人提供方便，電梯的規格尺寸是由棺材的大小來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