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講他們個人的關係，而是說他們學術方麵的內在的隧道，是能夠相互交通的。就像一些發達地區的島國，看起來這些島一個個很獨立，但地下通道把它們相聯一起了，成為一個交流銜接的世界。魯迅和胡適絕對不是完全絕緣的，更不是勢不兩立的敵人。他們從不同的方向進入中國的當代問題和曆史問題。
胡適對魯迅也是很喜歡的。魯迅去世以後，有人對於紀念魯迅之隆重，對於那麼多人推崇魯迅，憤憤不平，寫了一封措辭刻薄甚至惡毒的信給胡適。當年的胡適一言九鼎，怎麼說很重要。他在給那個人的回信中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胡適的胸懷、客觀性，充分表現了一個大學者的高水準和大氣度，在這一方麵真是讓人尊重。
一個人能讓人尊重，必有原因，這就是人格的力量。任何一個學者的學術成就所抵達的高度，總也沒法和人格剝離，它們肯定是一致的。
所謂的“邪惡的天才”是不多的，即便有，也常常被我們誇大了。天才中總體上還是賢人君子居多。這裏有西方賀拉斯的一段話，這話說得真好：“我靜靜地走在一片樹林裏，想著那些賢人君子們能做些什麼事情”。我們每個人都有“靜靜地走在樹林裏”的那種經曆，但我們也曾像賀拉斯那樣，在想那些“賢人君子們”能做些什麼事情嗎？人與人就是這樣地不同。我們古語講“見賢思齊”，也就是這樣的意思。
這裏說到胡適和魯迅這兩位精神文化的巨人，再一次深刻地閱讀他們的時候到了，靠近他們的時候到了。這個時代尤其需要這樣。
書院裏隻有魯迅的塑像，因為我們對魯迅更有情感、更為熟悉和離得更近—我們覺得現在對國民性的批判，對絕望感的重新理解，那種勇氣，那種理性，那種力度，魯迅也就更適合書院。如果再塑一個現代思想者，那大概就應該是胡適。但總的感覺來說，魯迅的批判和絕望這種蒼涼的人生，與胡適的豐富達觀諒解的人生相比較，或許更具有悲劇意味。
有些海外聲音不停地傳達另一些現代作家，把現代文學史忽略的一個又一個人物挖掘出來，指出單邊話語造成的缺失和荒謬。自然要傾聽這些聲音，但是要冷靜地聽—既不能使性子，又不能物極必反和矯枉過正。忽略了另一些作家是肚量狹小或心存偏見；但是說他們幾乎個個超過了魯迅，似乎也不必聽信。
這裏麵有做學問最忌諱的東西，就是成見和使性。一個好的學術人物首先是一個大讀者，否則其他的就談不上了。而且寫作者也應該首先是一個大讀者，而後才有可能是一個好的創作者。
儒和道
梁漱溟當年有一句話說得很好，讓人感動。他大致是這樣說的：我這個人國學不好，西學也不好，不過是有感情。這位老人說得多麼質樸和實在。他的一生真的很能牽掛事情，對這個世界有感情。
感情很重要，感情是氣，是決定力和推動力。人有學問當然很好，因為這樣用來做事情的工具就強大了。可是如果沒有感情，就沒有做事的動力，工具也就多半閑置起來了。人有了一副熱辣辣的心腸，有了激情，才能做些事情，有些作為。有些人似乎很深刻，懂的事情多極了，看透的事情也多極了，但就是沒有感情，結果最終還是一事無成，對世界沒有什麼用處。他們不做事情，還嘲笑做事情的人淺薄，在他們看來，冷漠就是最大的價值和深刻了—這其實是無足輕重的、不足取的人生。
比較孔孟和老莊，我們喜歡的同時總要帶點偏重。許多人還是格外偏愛孔孟。老子是了不起的東方智慧；莊子那種智慧達到極致之後，讓人產生一種多多少少的恐慌感。事事那樣想得開那樣機智和通透，幾乎可以通向宇宙籠罩四極，那種極度的出世，也真的有些可怕。我們感覺不到莊子的感情—也許它是更內在的、變形的？但儒家的感情和入世的溫度卻是很容易就感覺得到的。
現在一般總是說“老莊”，但是老子和莊子似乎應該分開來談。他們之間仍然有極大的不同。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與現實世界達成妥協和諒解，歪曲和不得當地使用一些超然的智慧、利用這種智慧，結果也會讓庸俗社會學盛行起來。
孔孟儒學那樣的入世和清醒，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擔當勇氣，現在似乎更為需要。書院門廳的牆上掛了孔子和孟子的像，沒掛老子和莊子的像。但這不是說老子和莊子不偉大不深刻。這裏強調的是學問和思想的另一種嚴整性，是入世的精神和情懷。
老子作為一種哲學，深刻性徹底性都是很難超越的。莊子則更加增多了一些圓通妥協的智慧—不過在我們這樣一個族群裏，通透和超越灑脫的智慧總是更容易被人接受，久而久之也就讓人擔心了，擔心這樣的思想會使做學問、包括做人走向精明的畸形，會使品格發生問題。老子比孔孟更深奧也更晦澀一點，它會在這種令人難以接近中進一步被誤解和誤用。當談到莊子的一些傾向並有所忌憚的時候，有人會遺憾地長歎，認為還是沒有讀懂—是的，一種通透圓融的大學問，怎麼使用怎麼理解都可以，已經走到了極致，也就近乎無用或可怕了。
太深奧了往往就不實用。民眾很難理解的事物，影響卻又很大，這就更容易形成一種庸常的誤解。民眾對佛教的誤解也很厲害，但是它所講的仁慈向善，不殺生不妄念，卻是很通俗的指向。道教就遠不是這樣直觀通俗了，好像要曲折複雜得多。民眾對佛教的曲解，頂多認為它是有神論，甚至發展到抬著豬頭進廟上香，這跟佛教精神肯定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民眾誤解道教就更嚴重了，他們隻認為它是得道成仙的奇方，有許多奇怪的法術，其他則很少知道。
情感的發源
有的書的扉頁上寫有“獻給某某”的字樣。這是寫書人的一種寄托。獻給了具體的人，非但不是為了阻止別人看，而是為了讓別人更好地看。這種寄托是力量之源，會推動寫作者把書寫下去。生活當中也許實有其人，而獻給他的這本書卻往往是虛構的故事—這多麼有意思。這是寫作者的一種情懷，甚至是一種美學方向。
其實大多數書都沒有扉頁上的那一句獻詞，但卻不能說作者心裏就沒有寄托。比如近來有不少人倡導要“為底層寫作”，就是這樣的一種寄托。底層一般聽不到針對他們的呼喊，有時想聽也聽不懂，基本上無法進行深入的交流。但對於創作的意義就在於這種寄托本身，在於為底層寫作的強烈情感訴求。
有的藝術品在誕生之初，是訴求明顯的，這就與一個對象緊密聯係起來了。但無論怎麼緊密，從另一個角度講作品仍然還是獨立的。就是說，它雖然要在一種心願裏完成自己，但一旦出世了，就成為一個獨自的存在。訴求隻是促進它成長的重要因素。
大多數作品在寫作期間或開始之前都有過寄托，這寄托往往是現實的、對應清晰的。這或許很重要。這是情感的發源。如果沒有這種情感的發源，勢必就會以某些文學範本為發源—現在這種寫作是最常見的。這後一種雖然不能說一概不會產生好的作品，但總是比較困難一些。
而我們的研究者由於大多是不考察情感發源的，隻是專注於文本發源，所以他們就會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係上。這其實是比較文學專業才做的事情。
比如有一段時間中國時興魔幻現實主義，大多數作品也就與它扯上了關係—因為這個時期的確有許多作品接受了它的影響。但是這樣一來，寫作者們生氣勃勃的原創性卻因此而被忽略了。其實這些作品更為重要的，倒是它的情感發源。沒有從這個發源上尋起，一切言說也就文不對題了。
在強大的情感發源麵前，作家一定會丟開風靡一時的拉美範本，極力擺脫其影響，回到個人的記憶和感動裏去。這些努力非常具體。比如說作者會一再地懷念和追憶過去，與兒時夥伴朝夕相處，耳鬢廝磨。這種深深的沉浸影響了他的每一行文字，又豈能是一句“魔幻現實主義”可以了斷的？
沒有情感發源的寫作是沒有力量的，最終隻會是沒有生命的單薄紙頁。
一些讀者某個時期讀拉美的東西多了，就會把什麼東西都往拉美的套路上套。因為不這樣套住，就沒有了自己的思路。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語彙，自己的解讀工具。許多詮釋者和閱讀者真的會牢牢記住最近的、印象最深的一些文學標本，久而久之，或許會在心裏將其據為己有—這時候抬眼再看當代作品，越看越覺得它們是從那些標本中來的。這就像古代那個“偷斧子”的寓言故事：丟斧子的人總覺得是鄰居偷了他的斧子，越看越像；後來斧子找到了，再去看鄰居，也就越看越不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