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手掏鳥
一本兒童書用很大的篇幅寫到了掏鳥—其實這裏麵學問頗大。孩子們在林子裏做這種事，就像從事很隆重的事業。他們常常分成幾撥，各有各的計劃。那麼多大樹，發現樹上的一個鳥洞就要做上記號，那也是有些講究的：不能做太直觀的標記，因為那樣也就暴露了。要先找到參照物和坐標。比如說在樹洞的兩個方向取直角各做一個標記，這兩條直線的交點就是那棵樹了。再由於林子裏不止幾處發現了鳥洞，所以他們還要用一個小本子畫上草圖，這算是賬本。
每一撥孩子都有領頭的，那是指揮者。他到了關鍵時候要一一分派給大家任務，誰要盯住哪棵樹，都分工清楚。一定要經常暸望，如果大鳥往洞裏叼雞毛和小草，就說明快要生蛋了。再過多少天大鳥開始叼蟲子，那就是小鳥孵出來了。這樣計算下來，小鳥何時離窩也就大致明白了—要在離窩前將它們掏出來，這是最佳時機。領到了任務的人必須隨時報告，將情況一一告訴領頭的。
但事情並不總是一帆風順—有時鳥洞被另一撥孩子發現了，那就少不得爭鬥。還有時候鳥洞太小，掏鳥時手伸不進去—這種事情時有發生，這才是最讓人喪氣的時刻。所以長了一雙小手的孩子就成了林中一寶。
有一個男孩叫歡業，一雙手又小又軟，也就成了好幾撥孩子籠絡團結的對象。那時為了掏鳥常要發生一些驚險：因為樹洞很小，根本伸不進手，瞪著眼沒有辦法；有時候好不容易把手塞進去，卻怎麼也抽不出來了，越急越是抽不出，隻好哭著呼救。
歡業長得非常奇怪—他沒有外國血統，但不知是什麼變異的緣故，長得很像“毛子”（俄國人）—腦瓜鼓鼓的，有淺藍色的眸子和褐色的頭發，鼻子尖翹精巧，下巴往前探著。那樣子讓人想起詩人普希金的畫像。
在聖彼得堡普希金紀念館裏，有普希金去世前剪下的一束頭發，就在玻璃櫃裏，這束頭發真的像歡業的一樣，也是褐色，看上去也很柔軟。
歡業長得像普希金，卻不會作詩，隻同樣豪情萬丈。他常常與人辯論或宣講，一邊講一邊打著手勢，越講越有勁，不知從哪兒來的激情，可以一連講上兩個小時。
他的命運也有點像普希金，長大後娶了一個非常美貌的老婆，不同的隻是沒有與人發生過決鬥。他不熱心上班，也守不住老婆，後來老婆就跑掉了。他不停地宣講的時候，就頻頻地打著有力的手勢—那雙手仍然很小。
煎熬和放聲嚎唱
寫作者總是談到自己的困惑與痛苦，認為自己來到了一個最困難的時期，處於無法擺脫的困境之中。他們談得同樣多的就是以往那些文學和詩的黃金時期—那當然是屬於別人的時代，屬於永遠不再回返的過去。
這樣的認識也許是普遍的，但是卻令人懷疑它的正確性。因為我們沒有在逝去的時代裏生活過，也就不知道那些具體的痛苦和歡樂。我們注意的隻是留下來的關於文學和詩意的美好記錄，是詩人們的榮耀。這些動人的故事更容易被我們記住，念念不忘。那個時代類似於今天的痛苦有多少，多深，卻不常被談到。
其實我們隻有一個“時代”，這是不可以選擇的，也就是當下這個“時代”。
困境總是因人因時而不同。現在物質主義盛行造成了巨大的壓抑感，可是“文革”時期又有另一種窒息，記憶中那是多麼可怕。現在印刷垃圾幾欲將人淹沒，可是過去要找一本可讀的書都十分困難—文學青年到處找書，有時翻山越嶺隻為這一本書、一個可以談幾句文學的知音。那時的書籍真是匱乏之物。
可見每個時期都有自己的難處。任何時候文學都會麵臨著自己的困境、尷尬，甚至是絕望的時刻。但文學是生命裏固有的元素，對詩的追求和表達的欲望是伴隨生命始終的。這種欲望雖然時常被覆蓋，但一有機緣就會被呼喚出來，所以文學一直伴隨著人類。
如果來得及的話，人類會將文明帶到另一顆星球去，所以文學可能比人類想象得更為長久。
人不能過於畏懼時下，不能畏懼某些具體的環境。對待文學的堅持，對待未來的創造和目標的達成，有必要看得更遠才好。西方一個大詩人說過：一個人在月亮上行走過，給他個縣長也就不幹了。一次又一次靠近大心靈，接近那些極致的美，就等於一次次在月亮上行走。生活會一次又一次地用“縣長”去發出誘惑，但詩人大半是不會接受的。
去“月亮”上行走一次，這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和快慰。
不少人看到了當代思想者的磨難，看到網絡上和市場上的庸俗閱讀，熙熙攘攘的商業主義物質主義對人的扼殺，但是即便這樣也仍然不妨達觀些。我們不能忘記的是，任何時代都有難以忽略的痛苦。那些過往的思想者一定在當時度過了萬般辛苦，克服了常人難以理解的困難。如果不是如此，我們後人也就看不到他們的身影。他們之所以那麼稀少而彌足珍貴，有點高不可攀，就是因為他們頑強地處理了屬於他個人的當代問題。如果忽略了這個客觀事實，我們就沒法成長，就會隻顧喋喋不休地談論當下的苦惱和困境。實際上李白自有苦惱，杜甫也曾痛不欲生；浪漫的法蘭西在近二百年前就有人質疑詩歌已經死亡—那時當然既沒有網絡也沒有電視，更沒有成山堆嶺的印刷垃圾。
詩人所在的時代，就是他的“黃金時代”。他天生注定了要在此時此地煎熬和放聲嚎唱。
沙塵暴
網絡傳播是個不可回避的巨大現實，我們這裏的文化人在任何場合都要談到網絡衍生的諸多問題。可是在國外比如在歐洲，這個問題就不像我們這裏顯赫。這是有點奇怪的事情。
我們與他們相逢，幾乎無一例外都要談到網絡傳播對青年的傷害，談到了對低質海量傳播的恐懼。大家用了一個詞彙：“沙塵暴”—文字信息的巨量翻湧，無測的呈彌漫式席卷而來，這種比喻再貼切不過，它來自一種實際感受。
奇怪的是外國學者對我們的強烈反應都感到不解，甚至有點木木的。後來才知道，他們那兒基本不存在這樣的恐慌。因為他們那裏雖然也在網絡上發表東西，但相比我們這裏既少得多也認真得多。他們主要利用網絡發發郵件和購物繳費等，如果發表作品，也當成紙上印刷品一樣—怎麼會不一樣？網絡隻是園地和載體的一次改變，作品該怎樣寫還要怎樣寫。當然他們主要還是在紙質媒體上發表作品。為了便捷，有的很成熟的外國作家偶爾也在網絡上首發創作，但文字上講究的程度是不會變的。
這就使人想到，同樣是一個現代科技工具，在不同文化素質的族群裏發揮的功能是大相徑庭的。一個成熟的工業國家，不可能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還對一台手扶拖拉機感到好奇。一些人還記得，那時候村子裏如果來了一台手扶拖拉機，全村的人都要跑出去觀看，連老太太都出門了。到了今天，可能在村子裏擺上一輛坦克都沒有這個效果。可見對現代科技工具，還有一個習慣的過程。我們是一個科技特別不發達的地方，越是這樣的地方，就越是容易產生技術崇拜。
事實上無論網絡的傳播效率多麼高，都不能改變個人藝術創作的品質。其品質不論發表在哪裏都是一樣，印在草紙上、金箔上，都是一樣的。它不會因為載體而改變自己。
所以嚴格講，沒有“網絡文學”，隻有文學。也沒有分類細致的各種各樣的文學，隻有文學。載體從古到今不知改變了多少次，變化之大幾乎是翻天覆地，但是文學的標準並沒有發生什麼本質的變化。
網絡和各種小報及傳媒上傳播的低劣文字等等呈現海量的趨勢，形成了“文字沙塵暴”。但是人們發現書院並不拒絕，也有自己的門戶網站。其實這一點都不矛盾。對高效率的工具，一味地排斥還不如利用。如果網絡搬運的文字信息幹淨而講究，那不是一件極大的幸事嗎？一件威力強大的武器掌握在誰的手裏、怎樣使用，這才是關鍵。
總而言之，越是了不起的科學發明，越是需要和它相匹配的更高的道德倫理素質，不然災難就會發生。
報告文學也能寫狗
有些報告文學好一些，而另一些嚴格講既不是什麼文學，也不是報告。報告文學當然應該是文學，像歐文·斯通和莫洛亞，他們的文字感動了一代又一代人。
前幾年有個記者采訪一位小說家，問你寫過報告文學嗎？作家回答說正在寫，寫了一半。記者問是寫什麼的？作家答是寫一條狗的，那是他從小依戀的一條狗—它的誕生、友誼，有哪些事跡，怎麼死亡，等等。記者大驚，說這也算嗎？報告文學怎麼能寫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