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班固論司馬遷為《史記》：“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史記》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蔽也。”予按後漢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班固所論，乃所謂謗也，此正是遷之微意。凡《史記》次序、說論，皆有所指，不徒曲之。班固乃譏遷“是非頗謬於聖賢”，論甚不款。
“譯文”
班固評論司馬遷寫的《史記》：“是非標準大大背離了聖人的標準，論述重要學說時，先講黃帝、老子後講六經，敘述《遊俠傳》則貶低隱士突出奸雄，撰寫《貨殖傳》則推崇勢利鄙視貧賤，這是他見事不明的地方。”我考證後漢王充說：“漢武帝不殺司馬遷，致使他寫下誹謗聖賢的史書流傳於世。”班固所論述的，就是王充所說的誹謗了，這恰恰是司馬遷的精辟見解。凡是《史記》中的前後次序、記述評論，都有針對性，不是隨便亂寫的。班固竟然譏諷司馬遷“是非標準與聖賢大不相同”，這種評論非常不公正、中肯。